8级地震牵动着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对灾难做出反应。作为公民身份的一种延伸，企业公民也在行动。短短几天，来自企业的捐款已经达到40多亿元，并且还在增加。然而，万科的200万捐款和王石的博客文章以及马云捐款1元的说法，却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是理性的。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且只有一项，那就是为股东负责，遵守法律，赚取利润。依据这种理念，王石作为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的董事长，就要对数十万计的万科股票持有人负责。王石作为万科的董事长，对慈善捐助事项的单笔最大权限就是200万元人民币。王石认为，这还不仅是权限问题，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他仍然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该成为负担。至此，王石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更多的评论认为王石等没有承担起和他们身份与能力相符的责任。第一，王石是公众人物，应该带个好头。第二，万科是个年销售收入过千亿的大企业。第三，这样的大灾难不是常态。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观点，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理想主义观点。代表人德鲁克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会存在，公司也不例外。公司不仅是股东赚取利润的工具，更应该成为为其他社会利益者服务的工具，因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现代企业的经营目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于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大化。我们十分尊敬德鲁克的观点，也相信他的睿智和远见为企业公民勾画了和谐的社会蓝图，但是，事实上，企业要么没有动力，要么缺乏长远的眼力，这种美好蓝图至今也只是蓝图。如今，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的时候，更多的是走了一条功利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说，钱不能白花，花钱就得有看得见的或可预见的眼前回报。这个道理很简单，然而，在西方，功利主义被确立还源于一个著名的判例，美国新泽西法庭审理的A.P.Smith公司的股东诉公司捐赠1500美金给普林斯顿大学非法一案。法官没有支持股东的诉讼，而把该公司的捐赠行为解释为：公司为美誉而做出的一项长期投资。（《时代》周刊1953年第21期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原题为ARightandADuty。）沿着功利主义的视角，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么多的企业捐助之后，还要花钱宣传的行为了。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三者的逻辑都没有错。自由主义更像是自然科学的真理，理想主义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美梦，功利主义走了中间路线，但其火候却最难掌握。

　　还是回到主题。王石的理念和逻辑没有错。无论中外，市场经济从肇始到现在就是因为赋予了企业自利的自由空间（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伟大的人性发现），并通过国家立法保护，才为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即便按照为股东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王石还是错了。王石此举虽然没有给股东们带来因为巨额捐赠的直接损失，但是，由于他的名望和万科的名望，在这个特殊的全民抗灾的时期，他的行为间接地给万科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也就是给万科的股东们造成了损失。在围绕王石捐款话题的一次论坛上，一位听众讲了一个故事：某家生子，请客欢庆，道贺的人很多，某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死。这个故事很出名，话没有错，只是说的场合不合适。

　　可以认为，王石在理念上，试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实现万科（企业）经营的理想；王石在实践中，辅以功利主义的手段，但其标准和尺度，引来一片质疑。对于全民面对的大灾难来说，无论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功利主义的企业行为，钱数无论多少，只要能对救灾有帮助，就是值得肯定和褒扬的行为。万科公司的200万元捐款，同样弥足珍贵。

　　如果说王石错了，万科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