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事件中，东航和飞行员各自博弈的筹码分别是“地上我说了算”和“天上我说了算”。这是一种可怕的虚妄理性，它很容易让博弈被一根稻草压垮，酿成自我界限双双决堤的双输苦果，并贻害第三方。一起本可避免的劳资纠纷因为缺乏充分的圆桌博弈，可悲地演变成一宗以极端方式出现的公共安全事件并让各方欲罢不能。这场自我界限大决堤，会给沼泽里的东航和纷乱中的中国民航业带来什么？

　　□记者 谢鹏　实习记者 吴丽

　　愚人节“玩笑”

　　“这跟劫机有什么区别吗！事后想起来感觉太可怕了！”4月1日，对于很多乘坐东航航班由昆明前往丽江和思茅等地的乘客来说，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们给他们开了一个可怕的“愚人节玩笑”。

　　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从昆明飞往大理、丽江等六地的18个航班在飞抵目的地上空后，又全都飞回昆明。4月1日上午，又有3架飞机返航。

　　半个月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返航事件盖棺定论：东航云南分公司3月31日和4月1日返航的21个航班中，因飞机故障原因返航的1班；因天气原因返航的2班；非技术原因故意返航的4班；看到前机返航，处置不当，盲目返航的5班；因译码设备工作不正常，QAR(飞行数据快速存取记录器)无数据或数据错误，无法从技术上判定返航原因的9班。据此官方调查将其认定为“主要是东航云南分公司少数飞行人员无视旅客权益所造成的一起非技术原因的返航事件”，并决定停止东航云南地区部分航线、航班的经营权，对东航处以人民币150万元罚款。

　　同时，所有涉事飞行员均已停飞接受检查。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但回想起这个难忘的愚人节，很多旅客依然感觉自己经历了一场中国版的“空中监狱”。

　　3月31日上午10点，乘坐东航MU5943航班前往思茅的张先生到达云南昆明机场。本来他办理登机手续的时间离登机时间已经很近，但进入候机室才发现有20多个乘客正在向机务人员抱怨飞机迟迟未能到来。

　　“我以为是正常的飞机延误，也就没有多想。”张先生对《商务周刊》回忆说。航班比预定起飞时间推迟了两个多小时，机组给出的延误理由是“要等思茅那边的飞机起飞后，这边才能起飞”，这一解释很难让张先生理解，因为平时这条航线的班次很频繁，不至于要推迟近3小时。

　　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让他更为不解。“我透过窗户看到飞机快到思茅了，便准备开始收拾行李，可飞机在思茅上空转了一圈，便以天气原因无法降落为由返航昆明。”这一解释让肉眼都能看清思茅的张先生感到愤怒，在机组的“挟持”下他又回到了昆明机场，时间是下午3点20分。

　　攥着拳头决定讨个说法的张先生来到候机大厅时却吃了一惊：东航的柜台前，数百人围着机场人员在激烈争吵着。张先生一打听才知道，不仅仅是去思茅的航班返航了，到大理、丽江和临沧等地的航班都是如此。

　　据本刊了解，事后东航采取了紧急措施，调配拥有机长资格的干部执飞航班以疏散旅客。然而事情并未停止，4月1日又有3架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机上演了“声援性”返航。

　　与张先生相比，李小姐的遭遇更加凄惨。她本应该乘坐3月31日的东航MU5760航班从昆明飞抵丽江。但这一航班的起飞时间却延迟到近20个小时之后的4月1日上午8点。而且，MU5760如法炮制地以“天气原因”为借口把她涮了一道。

　　“透过舷舱，我已经看到了丽江的机场跑道。蹭地一下，飞机又爬升了。”李小姐尽量压制怒气对《商务周刊》回忆。

　　不过，对于参与返航事件的飞行员来说，此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确实是另有苦衷。

　　公开信：第一根稻草

　　返航的导火线是一封在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中流传的公开信。3月29日，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宿舍和飞行楼里，贴出了很多封“致东航云南分公司全体飞行员的一封信”。信中列出了4条飞行员“应该警醒”的理由：一是相对同行而言待遇太低；二是公司的一些行为使飞行员自尊心受到巨大伤害；三是工资和补贴标准没有与税收标准接轨；四是飞行员辞职需要巨额的赔偿。

　　已经离开东航河北分公司的飞行员吴国芳对《商务周刊》介绍说，东航对一线员工的利益没有很好的维护，影响了飞行员的情绪，进而影响了飞行。他说自己很能理解云南分公司飞行员们的返航举动。

　　吴国芳介绍说，飞行员收入中除了固定工资、空勤灶补外，其他很大一部分来自按飞行小时发放的小时费。

　　“在东航公司中，我听说就只有云南分公司跟机、正常返航和备降无小时费。这个问题他们向公司提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海航原飞行员张忠明对《商务周刊》透露说。

　　事实上，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早就开始了反抗。2007年“十一”黄金周前夕，东航云南分公司10名飞行员聚集在宿舍里讨论集体请假。9月29日，公司高层领导闻讯后召集飞行员吃饭，进行安抚。阵营虽然被瓦解，但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2007年年底，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郑志宏提出辞职，东航及东航云南分公司向其提出了1250万元的天价索赔。法院开庭时，有20余名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前来旁听，当判决郑志宏赔偿东航巨额赔款时，旁听席上一片嘘声。据《商务周刊》了解，这次参与返航事件的飞行员很多都参加了那次旁听。

　　这之后，云南分公司的一些飞行员对工作的抵触心更强。

　　2008年3月初，东航召开会议，内容主要是商讨将飞行员小时费的缴税标准由8%提高到20%—30%。这之前，扣除税收外飞行员的月收入有3万多元，而按照新规定，飞行员每月收入将至少缩水3000元。同时公司还要求飞行员按照新的交税标准，将去年全年“欠交”的税收补上，如此一来，一名机长补缴的税款将高达六七万元。

　　与其他分公司相比，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意见更大。云南的机场大都属于三流支线机场，跑道短，气流大，空气条件相当差，危险性较大。但东航在执飞支线的小时费上没有给予相应照顾。由于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的小时费本就远低于同行水平，得知税收提高之后，云航飞行员异常愤怒。

　　更让云南分公司飞行员不满的是，据说“东航上海总部的飞行员通过合理避税，个人上缴的各项税费只占收入的5%，每年比云航少了将近5万元”。

　　“我们把问题向上层领导反映，而领导总是搪塞过去，虽然口头上同意调整小时费和将税收问题延期，但是并没有给出实际行动。”一位没有参加返航的云南分公司飞行员说。

　　在原东航河北分公司飞行员吴国芳看来，大多数飞行员的反抗行为都是为了“冲破一种旧的制度，打造一个好的环境，开开心心地工作，开开心心地飞”，薪水仅仅是导火索，而不是重点。

　　“待遇问题并不是这次返航的根本原因，而是平时的工作、生活给了他们很大压力，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能够让现状得到改观，飞得开心一点。”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对《商务周刊》说。

　　这位在云航工作了12年的飞行员认为，云航重组后的糟糕待遇并不至于让飞行员们采用极端的返航举动。公司对员工缺乏人文关怀，很少关心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身体健康，才是根本原因。

　　“我卖命为公司做事，换来的经常是不公平待遇，说严重点这是歧视我们，是把我们当‘包身工’使。我经常超时工作，身体累点还可以接受，但我现在有了家庭，这导致我很少顾家，我妻子已经多次和我闹离婚。”尽管没有参与返航，但这位飞行员同样满腹抱怨。

　　冒险的尝试

　　“飞行员是个高素质群体，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无故擅自返航可能受到的处罚。但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筹码，那就是很大程度上，机长拥有返航的权力。”一位老民航人对《商务周刊》分析说。

　　据这位老民航人介绍，民航总局颁布的《关于正确掌握“八该一反对”确保飞行安全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当“机长对降落机场条件缺乏信心”时，就“应返航备降”。

　　如果说航空公司是地面上的“王者”，那飞行员完全是天上的“皇帝”。按惯例塔台给的着陆条件只起参考作用，机长完全可以以“风太乱”为理由要求返航。在飞行员群体里，有一种针对航空公司的安全罢工方式：某个航班可能遇到了天气原因，也可能一切正常，但他返航了，后面的一般都会马上跟着做，这是一种默契和潜规则。

　　“机长在天空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在飞行期间负责航空器的运转与安全，对飞机的处置以及人员的安全具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包括改变航线和返航的权力。正是这点为此次返航的当事飞行员们壮了胆。”上述老民航人说。

　　本刊记者发现，在3月29和30号两天的民航资源网“东航论坛”里，一个“老故事”被多次提及:“当年西南公司飞拉萨一个月只有两次成功落地，其余全部返航，飞行员都将其归结为天气原因。但当待遇提高之后，又都能落了。”

　　除了难以抗拒“安全罢工”带来的预期收益，让东航飞行员们破釜沉舟决定返航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民航业的纷乱让飞行员们做出了“法不责众”的错误判断。

　　今年3月份以来，民航“天空多变”。3月14日上海航空(8.09,-0.09,-1.10%,吧)公司40余位机长同时请病假；3月28日东星航空公司11名机长集体告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东航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也开始“蠢蠢欲动”。

　　3月14日，民航华东管理局对《民航华东地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根据该办法，“跳槽”飞行员仍然参照70万—210万元的标准赔偿原单位。其中《办法》第7条规定，飞行人员每年的流出比例控制在本单位飞行人员总数的1%以内。此规定让整个民航的飞行员普遍感到失望。

　　这份文件成为压垮飞行员自我界限大堤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返航事件之后，涉事飞行员通过媒体匿名表示此次返航事件并非“有组织有预谋”的策划，但根据4月16日民航总局对东航云南分公司返航事件做出的调查认定——非技术原因故意返航的4班；看到前机返航而处置不当，盲目返航的5班——至少9架航班的机长正是在这种行业潜规则的“默契”指引下，完成了自我界限的决堤过程，最终做出“跟风返航”和“声援性返航”的决定。

　　媒体也从东航一位涉事飞行员那里证实了这种“默契”的存在：31日下午2点，东航云南分公司一位机长在快到达丽江的时候，正是发现前面的飞机突然返航了，“在考虑了片刻之后”也驾机返回昆明。

　　东航哑巴吃黄连

　　经过多方辗转，《商务周刊》联系上了东方航空(10.11,-0.15,-1.46%,吧)一位高管，该负责人向本刊介绍，他是在3月中旬得知云南分公司飞行员情绪不稳定的消息。“我们开会讨论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很大的关注，一直到30日听到飞行员宿舍流传着一封公开信，我们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这位高管坚持不愿意透露姓名，只表示愿意聊聊。

　　从3月30日到31日，对东航高管层来说是真正的度日如年。上述东航高管对记者解释说，公开信被发现后，东航开始展开小范围调查。东航总经理曹建雄把相关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会，他多次强调：“如果你们不对员工微笑，员工又怎么能对旅客微笑呢？”

　　会后，东航领导随即对员工进行走访。但一天多的时间过去，东航的SOS热线、短信平台、领导信箱、工会信箱里还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反馈信息，东航总经理曹建雄心里感到一丝不安。3月30日晚上，曹把一些机长召集到一起，他不停地做思想工作，希望机长们不要把不满情绪带到工作中。

　　然而，31日，机长们还是选择了返航。

　　在上述东航高管看来，飞行员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表示，对于飞行员的种种要求，东航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能满足的都满足了”。

　　“10年前，机长的月收入不足1万元，副驾驶不到5000元，没有谁哼一声。如今，飞行员待遇的增长速度是社会薪酬水平的几十倍，整体待遇提高了3倍，而他们却喊着‘遇到非人待遇’。”该高管表示，东航是严格按照民航部门规定的飞行员飞行时间安排工作的，绝对不存在超时飞行。他还表示，由于近几年飞行员紧缺，各公司上至老总，下至保障部门员工，为了维护“飞行队伍的稳定”，很多时候都是“求”着飞行员飞。

　　对于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提出的“云南分公司飞行员多飞支线，飞行要花费同样的地面飞行准备时间，危险系数更高，但是小时费却最低”的说法，这位高管解释说，东航总部从全盘考虑航线分配，原则是支线向干线让利，重点抓“北上广”商务黄金干线和上海出发的国际航线。按照航线的重要性划分，飞支线的小时费自然会低于主干线，这不足为奇。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