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中华管理论坛秘书长）

　　张羿先生之所以有必要对曾仕强博士的中国式管理展开空前规模的系列批判，其实是要借大批判开路，向国人提出他自己的基本诉求。

　　如果仅仅是为了讨论曾仕强博士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弱点，其实只需要一、两篇文章也就足够了。

　　曾仕强博士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以合理化为核心，也就是曾仕强博士所说的“中国式管理就是合理化管理”，“中庸之道的管理，也即‘中道管理’，就是现代所倡导的‘合理化管理’”，他所推崇的根本要旨其实就是朱熹的“凡其所行，无一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企望用被“五四”运动所痛批的“杀人的理学”来管理现代企业，其主旨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是一目了然的，并不复杂。正是这个根本性弱点使得他的其他管理模式方面的创建失去了可行的核心理念作为依托。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的根本弱点，陆录教授的的质疑文章已经一语道破，这里无需详细复述。（详见陆录：《质疑曾仕强教授中国式管理的合理主义》，管理论坛杂志）。

　　而张羿先生的巨型批判系列文章，借批判中国式管理之名，从一开始就和盘端出了他自己的基本诉求：用理性和基督信仰拯救中国企业，拯救非理性的中国。

　　他哀叹道：

　　中国要“强大与古代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千万不要把民族自信心与古代文化联系起来。”“一个大国需要的是理性的精神。”“当我们丧失了理性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伟大的传统又有什么用处？”“中国式管理把西方源自古希腊的丰富的人文传统一笔勾销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悲哀吗？”（张羿：中国式管理与非理性中国）

　　张羿先生在哀叹之后又进一步阐述说：

　　“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大国。真正的强大必定是精神的强大。而精神的强大还是在于理性。”“这就是我们倡导‘新五四’的现实意义。‘新五四’的精髓，首先是理性对待一切人类传统，特别是被‘五四’所忽视的基督教传统。”（张羿：《“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

　　“人是善是恶取决于人与神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恢复了与神性的关系，人就是善的”。“基督信仰启示，管理的本质是将爱供应给别人，爱是最大力量，管理就是服侍。”。因而“只有被基督信仰激活了的中国文化，才有可能创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而对话基督信仰以及中西文化融合所产生的混沌文化，意味着中国文化将得到彻底的更新。”（张羿：《无序中的有序非均衡状态下的中国管理变革》）

　　“基督信仰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普天之下皆为上帝的子民，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而其核心的十字架精神的本质，乃是否认己、尊重他人、团结互助、洗净内心罪恶……。

　　“基督信仰拯救并成全了西方文化，同样也能够成全儒家文化。”(张羿:儒学对话基督信仰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

　　什么混沌思维、混沌文化、奇怪吸引子、耗散结构、非均衡状态、倍周期分叉、混沌同步、路径依赖、后现代管理等等现代科学用语实在是过度的包装，真正想要推销的货物就是西方古老的传统理性和基督信仰：惟有以西方的理性和基督信仰来彻底更新中国文化，皈依于上帝，信仰基督教，才有可能创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才能够解救非理性的中国。——您可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西方传教士的诉求，它千真万确是中国的一位曾受国外某些人士看好的“后现代管理”思想家张羿先生的诉求。

　　对此，李玉卿先生给予的评语一针见血：“理性的开端，虚妄的结论”。

　　他指出：“遗憾的是，张先生在做结论时，把科学让度给宗教信仰，确实不能令人信服。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文化基础的西方，至今没有达到‘博爱、平等、人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常常是战争的策源地，双重标准的‘自由贸易、反恐、人权’等等，基督播撒仁爱之时，魔鬼撒旦也可能接踵而至。我们需要信仰，但不会在信仰里找到适合中国不同阶段市场的管理模式，前途山重水复，迷雾层层，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研究者任重道远，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李玉卿：《理性的开端，虚妄的结论——再看中国式管理批判》）

　　是的，我们不仅需要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也需要吸收西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创造更优秀的中华文化，这正是中国文化变易以适应时代的优良传统。但我们不会接受张先生的以西方的传统理性和基督信仰“彻底更新”中国文化，包括管理理论的诉求。

理性与非理性：科学概念

　　问题的焦点首先是什么是理性和非理性。这不仅因为张羿先生的主要诉求之一是“理性”，而且还把“非理性”冠在中国的前面，称之为“非理性中国”，取笑国人为“平时看打架，过年看杀猪”的庸碌之辈。——当然不包括后现代思想家张羿先生，他一不看打架，二不看杀猪，只打大批判之战，杀中国的非理性给非理性的国人看，以此吸引眼球，推销自己的货色。

　　遵从张羿先生的教诲，我们确实不好因此而引发愤怒和激情，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因为那样正好应验了国人是“浅薄”和“非理性”的。我们应当“理性”地，也就是逻辑地来讨论问题。

　　《辞海》对理性是这样下定义的：1.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2.在西方哲学中，各种哲学学派对理性有不同的理解：①唯理派片面地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知识源泉。②斯多哥派把理性当作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③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的为理性，以这种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其目的是想要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即资产阶级的王国。④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同知性相对。

　　而张羿先生所推崇的理性——“古希腊的丰富的人文传统”，依照的应该是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记载的西方传统的定义：“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成分时，它才成其为有价值单独讨论的特定的思想方法。无论知觉、想象、试错法这类活动有着怎样出色的成果，是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NewYork,1968,Vol.13-14,344.）。依此传统的定义，相对于理性，“知觉、想象、试错法这类活动”就被称为非理性。而在韦伯的学说中，非理性的欲望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而新教的禁欲就是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的道德实践。张羿先生所信奉的理性精神应该是西方世界里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论：人类感性所得到的只是世界的一个影子，而真实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是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正因为如此，科学才必须给宗教信仰留出位置。

　　但是，张羿先生所谓的“非理性的中国”的“非理性”并非科学意义上的非理性。却是指感情用事，无视逻辑的张狂状态，是流俗意义上的非理性——一种与理性相对的“恶”，也就是指理性的反面或对理性的否定，比如，媒体时常提及的“非理性消费”、“非理性繁荣”、“非理性投资”、“非理性激情”等等。极言之也就是“平时看打架，过年看杀猪”的所谓的病态的“癫狂”。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非理性”，含有浓重的理性至上，歧视排斥非理性的理性主义的色彩。

　　虽然曾仕强博士的“中国式管理”也推崇理性，但他所推崇的理性则是“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朱熹：《〈论语〉集注》）“有是理，便有是气”，“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的理学。与这种理性相对的非理性就是“纵欲”、不讲“理”。理性也就成了“凡事都讲合理”和修身禁欲，这与韦伯的新教的禁欲多少有些共通之处。即韦伯对理性化在新教中的表现或关系，他的说明不是强逻辑性的，他也没有最终逻辑地说明理性化的具体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因此也就没有真正地定义理性化是什么，他只说明了西方的理性化与非理性的以及与非西方文化的种种区别，在这种广泛的研究中，他建立起了一种基于调查性的理解方法，一种在西方传统学术基础上的阐释学方法。虽然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这种理性绝非张羿先生所认定的“先秦文化”。但是它毕竟还是与张羿先生所推崇的理性是不可同日语的，依然是正宗理性的异类。或者干脆斥之为“非理性”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和韦伯的理性化一样，它的说明也不是强逻辑性的，并不直接由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导出，并不出身于名门正宗。

左脑与右脑：完整的人格

　　“西方的‘理性’则首先是指人的一种‘能力’，‘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指人天生赋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有两个方面，即把握普遍规范（逻各斯）的认识能力和超越现存事物的实践能力。”（邓晓芒：《译康德著作昌理性精神》）

　　“人是理性的动物”。是的，但这远远不够，人同时还是非理性的动物。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是一个完整人格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唯智商论让位于智商、情商并重的现实也表明了人们对此的普遍理解和认同。就是在西方，“理性至上”的理性主义也早已成了昨日黄花。而唯有张羿先生念念不忘，视为救国人于危难的法宝。

　　美国托马斯·R·布莱克斯利先生在《右脑的奥秘与人的创造力》一书中指出:“经过数百次实验，研究者终于弄清楚了大脑两半球能力的不同模式，即两半球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思维着。左半球作为一个语言专家，不仅用语言进行思维，而且还在作为语言基础的、以一次一步方式进行的逻辑思维方面优于右半球；而右半球则用表象进行思维，它在在认识和处理复杂直觉模型方面占有极大的优势。”“大脑的两个半球具有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左脑倾向于用语言和逻辑思维，右脑倾向于以感觉和形象直接思维，两者协同活动。科学意义上的理性和非理性，以及两者的互相联系和协作具有生理、心理学的基础。只有左脑与右脑良好协作，理性与非理性相辅相成，人格才是完善的。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只使用左脑或右脑思维的人，他的人格是残缺的：

　　“使用一侧电休克的方法发现：一切语言信号的发现和理解都是左半球的功能，当左半球机能被电休克暂时抑制时，语言的知觉严重困难，言语活动下降、语言材料的记忆破坏，表现各种失语症状，对语音的选择性注意被破坏等等。在言语方面无论是元音还是辅音的选择性都变得很困难。当右半球机能暂停时被抑制时出现很多有趣的现象，例如信号源的空间定向力被破坏了，非言语信号的辨认(如物体发生的声音)遭到破坏，音乐旋律的知觉再认几乎不可能，言语交往中抗干扰能力下降，音调辨认不能，形象记忆破坏，不能辨认男人和女人的嗓音，也不能控制自己说话时的声调与重读音节。尽管如此，言语兴奋性却大大提高了。

　　“在割裂脑病人身上所进行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大脑两半球协同活动的重要性。由于裂脑人的每一侧半球都能独立地对外界刺激起反应，使人们对于左右半球的机能，特别是右半球的机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裂脑病人用右手摸到一个物体时可以叫出它的名字，而左手摸则不能命名，但可以指出写着该物体名字的卡片。当把一个图形呈现于病人的左半视野时，也就是信息传至右半球时，病人可以用左手在屏幕下摸出图形上的物体，但叫不出它的名字。左手拿过的物体，右手不能再认。反之亦然。要求病人用左手书写是很难实现的，而用右手书写则毫无困难。……。结果显示大脑每侧半球都能产生一套单独的技术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一发现与两半球对各种机能有专门化区域的其他证据相一致。同时也显示无论那一侧半球都不能够单独地分析所示模型，它们必须协作，相互补充。

　　“综合正常人、半球损害人、裂脑人、半脑人所表现的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的各项研究结果，可以概括为：人脑的机能是高度专门化的，左半球机能具有分析的、抽象的、继时的、理性的和主题的特征；右半球机能具有全息的、具体的、同时的、直观的和同格的特征。左半球在语言和与语言有关的概念、抽象、逻辑分析能力上占优势；右半球则在空间知觉、音乐绘画等整体形象、具体思维能力上占优势。两个半球好象是两套不同类型的信息加工系统，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互协作，以实现人的高度完整和准确的行为。”（李心天等《中国人的左右利手分布》，心理学报，15卷，第3期）

　　科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对于人格的贡献同等重要。故意抬高理性的作用，贬低非理性的作用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理性至上的论调，是别有用心的，其间的真正目的是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奴隶，以便控制和奴役人们。

　　对此，王梦婕女士在《理性的疯狂》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在古希腊，‘张狂’促成了‘明智’，理性也需要非理性作其的基石，只有有了非理性的他者的地位，理性才能迈入统治者的殿堂。所以理性开始成为一种压迫力量，对非理性经验进行压制及严密的监督。一方面，理性需要非理性作其衬托品，另一面又惧怕非理性的污秽会玷污其神圣的殿堂。

　　“而在人性世界中人格已发生畸变，自我人性已抽离，只剩空虚躯壳的非正常人，因为甘愿成为理性的奴役，却可凭借社会权力机构，意识形态来偷换概念，掩饰其内心的空虚和真正的癫狂，成为理性世界里有正常思维和行为的正常人。弗洛姆就说过：‘病人是最健康的人。’”

　　西方始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奴役目的昭然若揭。

“理性”的疯狂：思想奴役的工具

　　关于理性，有人更具体地定义为：“相信已知条件可以完备得知，用这一些已知条件，依靠逻辑推理，就能得到指定问题的确定结论的思维方式。”现代思想家所发现的“确定性的丧失”表明了已经获得了很多成果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

　　美国Ｍ·克莱因在著名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指出，即使是理性的典范——数学，确定性、真理性也在丧失。他写道：

　　“数学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方法去达到它惊人而有力的结果，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它的实质是，若公理为真，则可以保证由它演绎出的结论为真。通过应用这些看起来清晰、正确、完美的逻辑，数学家们得出显然是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结论。

　　“19世纪初的创造，包括令人奇怪的几种几何学和代数学，迫使数学家们极不情愿地勉强承认绝对意义上的数学以及科学中的数学真理并不都是真理。例如，他们发现几种不同的几何学同等地与空间经验相吻合，它们可能都不是真理。显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并不是固有的，或者如果是的话，人类的数学都未必是那个设计的最好诠释。开启真理的钥匙失去了，这一事实是降临到数学头上的第一个不幸事件。

　　“但是，灾难再次降临、形式是K·哥德尔的一篇著名论文。

　　“哥德尔证明了那几个学派所接受的罗辑原理无法证明数学的一致性。这还不包括论文里其他一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结果。哥德尔表明：对已取得的成功提出质疑不能不用到非常可疑的逻辑原理。哥德尔定理引起一场巨变。随后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例如，就连过去极度推崇的、被认为是精密科学方法的公理化——演绎方法看来也是有缺陷的。

　　“真理的丧失，数学和科学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以及何种方法用于数学是最保险的不确定性，已使大多数数学家放弃科学。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数学家们不得不退回到证明方法看起来似乎很安全的数学领域。

　　“因完美的数学是什么而产生的危机和矛盾还阻碍了数学的方法在许多其他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如哲学、政治科学、伦理学、美学。找到客观、正确的定律和标准的希望变得微弱了，理性时代已经过去。”

　　理性本身原本作为一种思维的有力的工具而出现。理性的绝对化和过度自负，使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离开了非理性的理性，除了沦为思想奴役的工具之外，就一无所能。

　　程志敏先生在《论理性信仰的衰落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数千年来素以‘理性’标榜的西方人，认为理性是人最根本的性质，理性地位至高无上。理性是神圣的、也是宇宙中最为奇特的东西。所谓‘人’亦完全靠理性来成就，就连上帝也不过‘理性’——与人的有限理性相对的无限的理性而已。现代思想家发现了理性的僭妄，而现代世界之诸多罪愆又恰恰在于人们盲目地、错误地抬高了理性的地位、拓宽了理性独裁统治甚至文化暴政。”“理性在现代性反思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批判，导致了理性信仰的衰落。”

　　而在近代中国，“宋儒强调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以求恢复人的本性。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为理性主义，但这种理性主义，特别是正统儒学的理性主义，后来实际上成了理性专制主义。它把以伦理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绝对化，把情意等非理性因素都贬低到不重要的地位，甚至一概抹杀。理性专制主义的‘以理杀人’，使中国的历史充满血污和罪恶。”（王向清李伏清：《冯契对人的本质的新见解》）

　　总之，在世界进入现代，理性信仰已经衰落的今天，张羿先生还企望以西方传统的“理性”奴役来作为治理企业组织的一张王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信仰”的疯狂：神权统治的工具

　　正是理性信仰衰落的现实，使得张羿先生不得不抬出治理企业组织的另一张王牌——基督信仰。也就是让“西方人的上帝”、“全人类的上帝”成为中国人的上帝，干脆恢复古代的统治术：神权统治。

　　张羿先生说：“基督信仰能够实现尊重权威与尊重个体价值的统一。上司在爱里温柔地行使自己的管理，而下属同样在爱里温柔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宗教麻醉下，人们必然服服贴醉倒在爱的温柔乡里，服从权威的治理。这着实要比“以理杀人”痛快得多！

　　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是人们摆脱宗教桎梏的历史。

　　西方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重要历程。

　　资料表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关于《君士坦丁献土》文件和真伪的争论一事更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基督教的罗马教皇，是宗教的领袖，拥有大片的领地，形成了“教皇国”，罗马教皇就是这个“国”的“皇”，权力高于欧洲各国的君主。

　　做为宗教的领袖，教皇是怎样拥有土地的呢？原来，在公元750年，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曾把意大利中部的一大片国土献给教皇，才形成了这个“教皇国”。但教皇认为法兰西国王的声望太小，只有古罗马皇帝才能代表全欧洲，所以教皇伪造了一个文件，声称“教皇国”是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大帝呈献的，而且整个罗马帝国都臣属于教皇。据此推理，那么整个欧洲都应听命于教皇。从此，代代教皇都把个伪造文件当做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凭证。

　　到了15世纪，有一个天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瓦拉，他精通古代语言文字，经过研究他发现《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是用8世纪的拉丁文写的，而君士坦丁大帝是4世纪的人，他怎么能用8世纪也就是几百年以后的拉丁文字写文件呢？瓦拉拆穿了教皇骗人的把戏，把教皇“神圣”的假面具揭露出来。

　　《君士坦丁献土》是象征教皇权力的文件，连这文件都是假的，那教皇的权力又怎么能是至高无上的呢？因此，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那么基督教宣扬的绝对权威等观念也受到了冲击，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打了一个大胜战。这样，人们的思想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中终于解放出来了。

　　而中国人摆脱上帝的神权束缚则比西方要早得多。以至于在中国历史记载中，见不到宗教战争。而西方的宗教战争则此起彼伏，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西方人对此记忆犹新。布什总统在美国祭起“宗教加爱国主义”的大旗，这让欧洲人感到害怕，要知道，当年佛朗哥独裁的座右铭就是“天主教民族主义”。当布什总统把宗教内容与爱国主义糅合起来放在他的演讲中时，欧洲民众对宗教的怀疑更深了一层。德国总理施罗德的顾问卡斯滕斯福格特说：“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的皮带扣上就写着‘上帝与我们同在’。”残酷的历史事实是“与上帝同在”加上“理性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如张羿先生所坚信的那样使人们达到“人就是善的”崇高境界，体现出“普世之爱'的伟大力量，反而使世界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战争的灾难中。

　　总之，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从宗教桎梏中摆脱出来的现代人，要相信张羿先生抛出的治理企业组织的另一张王牌——基督信仰，也就是重振宗教权威，用基督信仰改造儒学，让圣经替代论语，让上帝成为中国人的上帝，实在更令人匪夷所思。

误世的药方：‘非理性崇拜’的新宗教运动

　　时代进步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原始宗教只不过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不足和错误所产生历史遗存。旧时代的统治者则利用人为宗教来缓解社会矛盾，利用部分与统治意识形态不直接冲突的科学知识来包装人为宗教，以作为神权统治的工具。张羿抛出的用基督信仰改造儒学而创造新儒教的药方，是可笑的新宗教运动：“基督信仰成全儒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李申主任研究员在《科学与宗教简论》中指出：

　　“人为宗教面对的主要是人类社会，它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矛盾。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变，不是宗教自身要转变，而是社会需要自身在转变。人类的发展，使他们自己在面对自然界、要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时候，必须首先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人为宗教也就应运而生了。”

　　“人为宗教解决人与人矛盾的方法，也是要依赖或借助神灵的力量。不论各民族、各时代人们对神灵的观念有多么不同，但人为宗教的神灵、至少是至上神，作为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存在，则没有区别。人为宗教要解决的是社会的问题，而且又要依赖或借助神灵，它也不会去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且和原始宗教一样，把人类的精力引离自然科学、因而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必然的。”

　　“宗教由于自身的需要，必须去接纳某些科学成果；宗教由于本身的性质，它也必须把科学的结论做成教条，这些教条，或早或迟，不可避免地要和新科学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当时要依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势而定，长远则必然是新科学的胜利。”

　　“宗教不能不接受科学的新成果，但由于自身的利益，它又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科学的新成果，而一定要对科学的新成果加以改造，甚至把新的科学成果变成新的巫术。在新的巫术中，科学新成果的效能被加以夸大，或是被加以歪曲。在这里，科学的发展迫使宗教改变了自身，而宗教又把科学使劲地加以扭曲，纳入自己的轨道。这种情形，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或者说是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也无法避免。因为先进的科学成果，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发现，并且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所享用。就像人的身体在发育过程中会经过生物进化的一切阶段一样，人的意识，从小到大，也会经历人类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教育，会使人们在极短的时期内走过人类千万年里经历的思想道路；教育的缺陷，也会使某些人停留在过去的某一阶段，比如停留在原始巫术阶段，把最落后的东西当成未来的曙光。古代国家把这些经常、不断产生的以巫术为基础的宗教行为或宗教团体称为妖术和‘邪教’，所谓邪教，和当前世界性的所谓‘新宗教运动’同一性质。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宗教’，科学的说法应当是‘巫术性宗教’，或简称‘巫教’。”

　　英国学者保罗·戴维斯在《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中也指出：

　　“在工业化世界中，科学的影响及成就是最为明显的，因而，人们与主要的传统宗教机构的联系急剧减少。”

　　“与宗教的衰落较为相关的原因是，科学通过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致传统的宗教或许显得失去了那种直接性，而那种直接性又是在人们应付现今的个人及社会问题时向他们提供现实的帮助所不可缺少的。假如教会在今天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忽视，那也并不是因为科学在与宗教进行的长期战斗中取得了最后胜利，而是因为科学如此彻底地使我们的社会重新定向，以至圣经所描绘的世界图景现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时代性了。”

　　“世界上的各个主要宗教都是建立在公认的智慧和信条上的，它们都根植于过去，难以应付变化着的时代。教徒们匆忙之中发掘的灵活性，已使基督教能够容纳一些现代思想的新观念，以致今天的教会领袖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认为是个异端分子。但是，任何一种以古代的概念为基础的综合性哲学都面临着适应太空时代的艰难任务。因而，很多幻灭的信徒转向了‘次要的’宗教，这些宗教似乎与星球大战及微晶体的时代更合拍。与不明飞行物体、超感官知觉、心灵交往、信念治疗方法、超验冥想相关的崇拜以及其他基于技术的信仰大行其道就证明，在一表面上是理性的、讲科学的社会中，信仰和信条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古怪的信念是属于毫不羞耻的非理性的，虽然它们都有一个科学的外表。用克里斯多弗·埃文斯1974年在Panther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来说，这些信念都是对‘非理性的崇拜’。人们转向它们，并不是为了求得心智上的启蒙，而是为了在一个艰难而无常的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把知识甚至是最新的科技知识变成教条、信条，无条件地灌输给教徒，以控制他们的思想，这是宗教作为神权统治工具的根本需要。用科学粉饰自己，用理性化和伦理道德包装自己并不能改变任何新宗教的神权统治工具的本质。

　　张羿企望创造的新儒教的核心信条之一是基督信仰的“博爱”或“普世之爱”，用“博爱成全仁爱”。——一个纯粹非理性的信条，绝不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而产生的理性思考的产物。

　　须知，基督信仰的“博爱”和儒学的“仁爱”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异。

　　基督教的“博爱”是“爱一切人”，这里的“一切人”是一个“团体”的概念，指同一个宗教内的教友、同一个国家内的国民、同一个团队内的队友等等。在西方根深蒂固的两分法的思维习惯下，人类也被划分成人与魔两大类，“一切人”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限制于“团体”内部人的范围内；“团体”：宗教、国家、企业、集团之外的“人”，基于利害冲突，时常被罩上邪恶堕落的“魔鬼”的阴影，而不属于“一切人”的范围，此时仇恨、敌视替代了““博爱””，对“魔鬼”的恐惧使团体有了内聚力。因而，对团体内的“博爱”和对团体外的敌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的凝聚力更多的是依靠外力的挤压，而不是内部爱的吸引力。西方的“团体精神”其内涵有很浓重的西方文化底缊，它并非以人伦为主导。美国的当权者不断寻找邪恶堕落的“魔鬼”，妖魔化他国，寻找假想敌，就是这种“博爱”机制的内在需求使然。

　　儒学的“仁爱”是“仁者爱人”。基于东方的整体思维习惯，此处的“人”只能是人群的整体，并不强行划分为人魔两大类。其中依照阴阳思维的习惯自然也区分了君子与小人的两种趋势，但要求“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非但没有敌视的意味，而且学“道”就能“爱人”。爱人是自然之道——规律之所在，只有还没有学“道”的人才不懂得爱人；学了道，人人能成为君子，没有强行把人群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类的意图。在东方，“群体精神”才有深刻的文化底缊。西方所谓的“团体精神”在中国缺乏所必需的文化根基。

　　另外，应当弄明白的是：“仁爱”指“亲亲”，而这里的亲近的程度犹如物理学上的“距离”，作用力与距离成反比的规律在这里同样成立：爱有差等，亲疏有别，越近越亲，越远越疏。这与人们所说的“一视同仁”的原则相悖。为何刻意要违背这个原则呢？其实这个“原则”一点也不现实。一个有数十万员工的企业总裁，怎么能够对工作中非常亲近的副手与对近日才招收进来的素昧平生的新员工做到“一视同仁”，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做到同等程度的关爱呢？美国总统对与自己的利益攸关的美国商业巨头和对妨碍自己利益的伊拉克平民百姓，能做到“一视同仁”，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做到同等程度的关爱呢？其实，实际上的关爱自然是有强有弱的，其强弱也不可能是随意的，而是与实质上形成的亲疏、距离有关。这才是客观的事实。

　　人们不禁要问：似此亲疏有别，下属会感到不平的，又何以用关爱来吸引全体组织成员呢？对此，孔子说：“近者说，远者来”。说，悦也，身边的人因倍受关爱而心悦诚服，人伦关怀首先作用在近者身上，起了明显的吸引的作用，而这些近者又依次照办去关爱他们身边的近者，这就扩展了更广泛的一层吸引作用。似此，层层传递，关爱之力就由领导核心通过中坚层层层向外传递，而至于无穷，有效地弥补了吸引力随距离的加大而减弱的缺憾。

　　这是一种与自然界的引力相类似的从中心层层向外扩展的吸引现象，它与“团体精神”不一样，它有中心而没有边界，依靠吸引力而凝集整个群体，不一定要借助于边界外的外力的威胁来“团结”内部，也无需寻找假想敌作为依托。“君子”以此通过自己的班底来影响下属，自然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比，勾结；周，团结。君子用人伦之力团结整个群体，堂堂正正，根本就不需要相互勾结形成小团体来与他人对抗，以便利用外力逼迫内部的人就范，以图私利。因此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有也。”这也就可以说，用外力的挤压为主的“团体精神”或“危机管理”等等办法虽然也可以集结部分人群，形成暂时稳固的团体，以应付燃眉之急，急图近利；但不用仁爱的办法，用人伦关爱的力量从内部形成凝集力，就难以团结组织内外的更为广泛的人们长久地成就事业。而现代企业，追求的不再是把组织范围内的一群人集结在一起，作为为投资者谋取暴利的工具而已，而是团结企业员工，以顾客为上帝，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不使用仁爱的力量就不可能达到这种目的。

　　而“博爱”就不具有这样的内涵。它实际上依靠团体之外的“敌人”的压迫力来作为维持内部团结的机制，也就成为西方惨绝人寰的宗教战争的结构性根源。而并非张羿所粉饰的“基督的爱是无限的，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上帝，他的爱就不可能有差别”。

　　对此，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作了精辟的分析:

　　“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之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又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以上两段并见韩亦琦氏新译本)。(中略)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的超越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张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

　　“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严格讲，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并非自他们而开始。但这好比本能生活理智生活同为动物界所固有，却到节足动物脊椎动物出现，而后本能理智两路始分一样。中西社会构造既于此而分途，所以我们正应该指出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此两相反之趋向遭遇一处，这方一直未曾受变于那方。相反地，倒是那方妥协于这方。除《新约》译文对于原文不得不修改外，他们教会人士且承认了中国人敬祖先和祭拜孔子各种礼俗。”

　　张羿所标榜的“自始至终无可辩驳”的《圣经》为了宗教生存的实际利益，也公然作了妥协，对无可辩驳的耶稣说的话也敢于随便就“大加修改”，玷污圣灵。基督信仰的“神圣”令人啼笑皆非。可见说得好听是人人都会的，但实际的利益所引发的实际作为才体现基督教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李晓岗博士在他的的研究报告《美国反恐战争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清晰地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实质：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强调忠于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相信美国是承担着上帝赋予使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自从建国起，美国就一直根据外部某个‘邪恶堕落’的对手界定自己的‘使命’，凝聚国内的‘爱国主义”。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人在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主义’情绪，人们到处悬挂国旗，高唱国歌，孩子们诵读‘国旗誓词’。与此同时，保卫国家安全的呼声压倒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关注，报复心理、排外意识得到大肆宣泄，以至于电视主持人丹·拉瑟说，美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达到‘杀气腾腾’的程度。排外和宗教不宽容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是排外概念中的敌人，恨乌及鸟，美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也成为美国人排斥的目标。美国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掩饰不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右翼的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莱姆牧师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邪恶的宗教’”。

　　张羿对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声指责道“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大国。”但被他视为精神典范的美国人宗教加爱国主义的“非理性”的愤怒和激情，以及激情之后的编造谎言，屠杀平民，虐待俘虏等‘杀气腾腾’的行为，肯定不会斥之为“非理性的美国”而言拯救美国，更不敢讥讽为“平时看打架，过年看杀牛”的庸俗牛仔。对这种根本就把张羿所谓的“耶稣教导人类要爱敌如友”的神圣的“普世之爱”置之脑后的伪善与虚伪，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张羿先生恐怕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会再一次坚决奉行美国式的“双重标准”，泰然处之：连耶稣都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仇恨和杀戮又何足为奇呢？

　　总之，用存在这样多有缺陷的类似的信条来建造新宗教，是福耶，祸耶？

　　不顺应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不吸取西方文化进步的因素，不张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反而开出反科学精神、反人文精神的新宗教运动的错误处方，是想世救还是误世？是愚昧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人们不得不严肃对待。

中国现代管理文化的建构：文化融合和创新

　　总之，面临世界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的管理文化需要变革。“变则通”，变易以适应民族生存的需要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我们自然不会排斥外来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因子，也不会在别有用心的人的指指点点之下就“非理性”地接受别人的历史垃圾来作为宝贝，用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化的灵魂，引入他人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特洛伊木马，精神毒药，满足别人自私的利益需求。国人还没有无聊、痴呆到如此的地步。

　　对于中国现代管理文化的建构，著名管理学者潘承烈教授早就明确指出：

　　“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管理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挑战，需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必须遵循民族化和科学化的原则。因为只有民族化的东西，才能突出中国的特色，而所谓拥有中国特色，乃是指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管理制度和方法。因为它来自中国的管理实践，所以它是民族的；因为它来自成功的实践，所以它是科学的。事实已经证明，民族化和科学化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补一致的。我们应该克服那种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才称得上科学，而从中国实际出发，能解决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管理思想、管理制度和方法却是不科学的。”

　　“我们要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要紧紧围绕以下的两条思路去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一，就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要以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宏观管理和各地区各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的实践经验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另一条思路就是，我们在创建过程中，既要吸收中国悠久历史过程中积淀起来的管理思想的优秀成果，又要借鉴国外的某些先进的管理经验。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373页）明确以上思路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一定能逐步形成，并将更完善和成熟。”

　　我们支持潘承烈教授很实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