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篇

　　从越南的首都河内出发，坐车往东南方向去，约莫几十分钟，可以看到一个叫兴安的地方，重庆力帆集团在越南的工厂就建在那里，工厂大约一两个足球场那么大，中、越籍员工加起来不下200人，在越南这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国家”，随处可见从这里出厂的力帆摩托。

　　而在尼日利亚经济中心拉各斯的一幢摩天大厦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正穿梭奔忙于最顶端的四层楼，这里是他们的新办公室。进入尼日利亚市场8年之后，华为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2004年，华为累计得到了价值3亿美元的供货订单，2005年，它又得到了一份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在尼日利亚建造移动电话基站。

　　更传奇的是，在巴西，在亚马逊河畔神秘的原始森林，这里有1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属于一个中国人——上海安信企业集团总裁卢伟光，他还就近开了两家木材加工厂，雇了当地上千劳力，森林里一个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酋长更是受邀成了安信地板的形象代言人。

　　越南、尼日利亚、巴西。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中国民营企业的身影，哪怕等待他们的注定是穷山恶水，是畏途巉岩。

　　出去：为了活下来

　　“在国内，我们可能连个部长都见不到，可在国外，总统请我们去家里吃饭。”

　　每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中兴通讯公司总裁助理杨大跃都是在国际航班上度过的，他保持着每个月去一个国家拜访当地一些客户的习惯，“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上个月我还去了趟印尼。”

　　“空中飞人”杨大跃注意到了国际航班上一个有趣的细节：

　　1992—1995年，飞机上除了西餐就是日餐，电视上打的是日文字幕，乘客大部分是日本人，既有投资者也有旅游者；

　　2002年以后，飞机上除了西餐就是中餐，电视上打的是中文字幕，乘客中中国人激增，除了投资者、旅游者，还有民工和江浙一带的小商贩。

　　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走出国门，虽然人们还在为他们有无必要走出去而争论不休，可在许多民营企业家看来，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因为“不走出去就死掉了”。

　　“1996年，国内摩托车行业的竞争就已经非常激烈了，所以1998年，国家对民营生产企业放开自营进出口权之后，力帆一拿到进出口权就像短跑运动员冲刺那样冲了出去。”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告诉《英才》记者。为了表达力帆和自己当时的迫切心情，尹明善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尹明善所说，中国的摩托车市场很早就进入了饱和期。199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了摩托车产量最多的国家，1997年，中国生产的摩托车占全世界摩托车的一半。1998年以后，摩托车大量积压，摩企之间开打价格血战，“一斤摩托车只能卖14元”。这种情势下，走出去与其说是为了发展，倒不如说是为了生存。

　　“如果其他行业是微利的次方，我们家电行业则是微利的二次方”。长虹集团总经理刘体斌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根据2006年4月12日信息产业部发布的数据，今年1—2月，我国家电业的利润增速为－6.8%，无利时代的家电企业只好环顾左右、四面出击，TCL、格兰仕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先行者。

　　与家电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源型、垄断型的行业，比方说，石油、煤炭、电力、电信等，这些行业的盈利水平非常高，但是，他们大多被国有企业牢牢把控，民营企业的机会往往少得可怜。所以对他们来说，海外的市场就像是空气那样珍贵。

　　成立于2005年的长联石油一度被视为打破垄断坚冰的希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太过天真。“国家的政策非常好，非公经济36条，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石油领域，民营、国有一视同仁，可真正落到实处，差别还是很大，”长联石油董事局主席龚家龙对此深感无奈，“好的油田都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登记了，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他们就登记了400多万，剩下的尽是那些边角料，那些啃不动的骨头，你要吗？”

　　2006年4月底，中国的民营石油企业应邀组团参加了巴基斯坦—中国能源（民间）论坛，龚家龙担任了代表团副团长。5月8日晚，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的时候，龚家龙显得异常激动，他翻来覆去地说着一句话：“尽管国内有很多的阻力，可是国外相信我们，在国内，我们可能连个部长都见不到，可在国外，总统请我们去家里吃饭，跟我们每个人合影。”每当说到这句话的时候，龚家龙的声音都会跟着陡然提高八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