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是一场关于国企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之争，这是人类的“恶劣情欲”——也就是经济利益之争。郎用所谓财务分析的巧妙的手段再次证实了大众的猜忌、怀疑和愤怒。这本来并非坏事，也非错误。

　　然而，争论的问题显然是错误，所以，为之争论的英雄自然也无法正确了。

　　国有资产的流失，宛如剜去了大众心头的一块肉，郎自然也这样认为：产权改革自然导致“拉美化”，资产占有者敛聚了所有的社会财富，而社会大众将一无所有。所以国有企业不宜进行产权改革，要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提高国企效率。并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推行强政府，实行民主与法制。

　　郎先生有点一厢情愿，甚或痴人说梦。

　　我们为什么说要防止“拉美化”而不是防止“俄罗斯化”？可见，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只要政府一屁股坐在资本上，都会导致拉美化。犯罪永远是犯罪，不管它发生在何时何地什么人身上。不说俄罗斯化，是因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问题，但问题没有拉美那么严重。可见，我们对休克疗法的看法是过于情绪化了。

　　另外所谓强政府问题，我国历来就是强政府，这是不争的事实。试看西方的社会组织形式，政府、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农业组织等等，五花八门、丰富异常、生机勃勃、不一而足。而东方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政府对所有公共权力，甚至资源的无限占有，对社会组织资源的垄断以外，还能看到其它的什么吗？强政府就能带来国富民强，带来民主自由和法治吗？郎先生在这里显然是说了一个笑话。他所举的法国德国的例子，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强政府带给世界的多是灾难：法国人素有革命精神，他们是通过革命的恐怖获得民主的，而德国政府的强大不断走向极端，带给人类的是两场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也许朗先生只看到了香港和新加坡，小的实体可以通过强权带来廉洁和高效，而小和大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大问题。而不是什么大政府、强政府。

　　那么大问题是什么呢？大问题是垄断。有了职业经理人就没有垄断了吗？当垄断赤裸裸的榨取国民的福利的时候，我们还无尽的争论它是属于公还是私有意义吗？当移动电话实行双向收费的时候，为什么国民如此愤怒，难道它不是国有资产吗？国企里的腐败难道和私人的垄断的暴虐有很大的区别吗？我们为什么要为给狼披上羊皮，给其披上一层道德化的外衣？政府处理了国有资产用于提高国民的福利，有什么不好？只要价格合理，应该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吧。国有企业在于政府既象儿子又象奴隶，对儿子稍有困难就要想方设法庇护；而又象对待奴隶一样，不管其个性和人格，总要无尽的压榨和索取。

　　卖掉国有资产、抑制垄断、维护国民财富和福利才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症结就在于此。有关方面不断否认国企存在着垄断的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无垄断、无垄断利润，鬼都不原意靠近它们。

　　朗感慨中央政府没有把他奉为主流，也是未把他的东西纳入政策决策的过程。然而，英雄带给世间的难道就都是福音吗？更何况他只是一个错误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