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管控平台建设、操作及管理

　　文化管控对内表现为统治者通过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手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表现为通过价值观等文化意志的输出和辐射达到同化外部民族、拓展可控空间、增强其国际影响力的目的。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实施国家管控的“软实力”。

　　文化管控平台建设、操作及管理应该符合国家大战略，符合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原则。主要包括：文化战略制定、文化管控体系与机构建设、文化管控运作及完善。

　　文化战略制定，应该在国家大战略下的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指导下进行。

　　文化管控体系建设，应该符合政治战略目标，保证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的落实实施。主要通过设计文化管控源规则来完成文化管控体系的建设。文化管控源规则（如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国家文化管控体系建立的基本规则。

　　文化管控运作是在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指导下通过制定文化政策规范来进行，文化管控的运作是对文化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完善。

　　（一）文化战略制定

　　我们生来便在一种早已预先存在的社会形式及其预先存在的文化语境之中生活。事实上，大众媒体比学校起着更大的规训作用--学校想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限制来达到规训的目的是困难的，但媒体却可以自如地，通过信息的填充，通过操纵“舆论”，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通过经济机制，可以导引个人服从于先存的社会体系，并有效地压制任何反抗的企图。

　　（二）文化管控运作及完善

　　国家文化管控归根结底的目的就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管控，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一对矛盾，它们各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因为意识形态往往是一种理想，一种长远的奋斗目标，和现实有着较大的差距，而国家利益则随时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来部分或全部地实现，不管这些“政策”是否符合意识形态。

　　一方面，国家在追求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往往要牺牲国家利益。例如苏俄为了激起“世界革命”的浪潮，不顾本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在把波兰白匪完全赶出苏维埃土地后，毅然把战争继续推进波兰领土，向波兰输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就是否把战争推进波兰领土这一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占了上风。最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苏俄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往往要在建设中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例如苏俄在俄波战争后，为了更迅速、更合理地发展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不得不在经济建设领域中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靠“新经济政策”恢复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又是互相依存、彼此依靠、不可分割的。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为统治阶级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

　　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往往就是实现意识形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两者是从量变到质变。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又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统治阶级依靠由意识形态构筑的美好未来吸引国民参加国家建设，指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从而实现国家利益。例如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俄波战争如果胜利了，必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一旦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便会为苏俄带来源源不断的援助，使苏俄摆脱经济危机，也实现了列宁当年的理想和目标。即使现在失败了，也同样打击了波兰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为苏联边境换回了二十年的和平，并使苏联明白了“世界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使苏联可以更好地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利益。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同样如此。它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生产水平，使农民更拥护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苏俄逐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所以，加之考虑到文化管控的效果后发性特点，国家文化的管控在结合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正确审视和判断国内外的形势，根据不同的状况作出及时而有效的调整，急缓有节，张弛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