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大战略的制定与完善

　　国家大战略基本上由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构成。从其演化过程来看，国家大战略体现更多的是其连续性与根据环境变化调整的灵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连续性和灵活性的根源没有变，那就是争取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这是实现国家生存和永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因此，国家大战略制定与完善都应该是围绕着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的。

　　（一）国家大战略构成体系--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

　　如前所述，国家大战略基本上由四部分构成，即：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扩张战略。

　　1、国家生存战略

　　国家生存是国家大战略的底线，主要由国家机器、军事与政治外交来实现。

　　2、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包括了领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民族安全等，主要通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五大管控平台的整合运作，以及国家联盟等横向管控机制来保障。

　　3、国家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侧重于国家内部建设，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科技创新、民族文化及产业建设、社会稳定等，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五大管控平台运行，产经联与战略产业发展等横向管控机制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是未来国家扩张战略的支撑。

　　4、国家扩张战略

　　国家扩张主要体现了国家生存空间与可控空间的扩张，包括领土扩张、经济扩张、文化扩张、政治扩张等。主要实现手段包括：五大管控平台的有机运行；全球化、国际体制、产经联与战略产业、军事联盟、道义领导、金融霸权等横向管控机制的超综合运用；及横向管控机制所形成的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

　　国家扩张战略是国家强盛的核心，只有通过扩张生存空间、可控空间，国家才能强大，进而维持这种优势。

　　（二）国家大战略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

　　不论国家大战略的历史特点和最终表现形式如何，其目的根源都不会变化，那就是争取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因此，国家大战略制定与完善都必须围绕着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

　　国家战略利益兼具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两个层面：一方面，国家战略利益本身是客观的，但另一方面，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认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对外部环境趋向的反应，形式上却表现为主观意识存在。国家战略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对国家战略利益的判断不同，必然导致战略资源配置和对外政策制定实施的极大差异。

　　决定国家战略利益有国内、国际两种因素之分，有既定变量（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自然禀赋等）和因动变量（如国民素质、经济绩效、国际影响力等）之别。其中，国内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影响大为提高。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国家战略利益的基本核心。其中，国家经济利益是所有国家战略利益的物质基础，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安全利益则是政治经济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延伸。三者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国内化相互作用，国家战略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在演变、在拓展，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国家战略利益是一个整体，其中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国际利益都是根本性的国家战略利益，它们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作用。对达成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而言，以上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相加关系，更存在着某种乘积关系。当然，不同战略利益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在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统筹考虑全方位的因素和影响，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利益出发，灵活处置。国家利益的维护，重在根本战略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不应着眼于一时、一事。对不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事态要密切注视，并适时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并非要立刻做出强烈反应。

　　（三）国家大战略体系如何完善

　　国家大战略的制定与完善是一个连续的、循环的综合过程：

　　具体的实现步骤如下：

　　（1）国家利益的战略取向确定；

　　（2）国家大战略制定；

　　（3）根据国家管控体系运作情况，确定是否对国家利益的战略取向做出改变；

　　（4）如果国家战略利益变化了，则相应调整国家大战略；

　　（5）如果国家战略利益没有变化，则进一步判断国家大战略的实施过程是否在正向推动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如若不符合，则调整国家大战略的实施；

　　（6）在对大战略体系的管控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对各管控平台的运作进行动态调整。

　　第三节政治管控平台建设、操作及管理

　　政治具有对内、对外两种属性。对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家关系和跨国/地区关系，对内则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建设与改革。政治管控平台设计必须综合考虑到对内、对外功能的平衡，为国家大战略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政治管控平台建设、操作及管理应该符合国家大战略，符合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原则。政治管理平台建设、操作及管理包括了：政治战略制定、政治管控体系建设、政治管控运作及完善。

　　政治战略制定，应该在国家大战略下的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指导下进行。

　　政治管控体系建设，应该符合政治战略目标，保证国家生存、安全、发展与扩张战略的落实实施。主要通过设计政治管控源规则来完成政治管控体系的建设。政治管控源规则，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国家政治管控体系建立基本规则，源规则的设计应该能够使国家政治管控体系符合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原则。

　　政治管控是在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指导下通过制定政策规范来进行，通俗地说，政治管控就是对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完善。

　　（一）对外政治战略制定

　　1、对外关系

　　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一国对外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包括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及本国政府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二是跨国关系,即“越过国家边界有规律的互动,至少有一方是非国家的代理人或不代表国家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运作。”跨国关系是一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关系对民族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与民族国家体系是一种长期共存的复杂关系。跨国关系的重要性与长期性,使跨国关系本身具有战略意义。国家政府以大战略的方式来谋求本国的安全和发展,就必然要重视跨国关系的影响。将跨国关系吸纳进大战略的最好方式就是制定跨国关系战略。

　　对外关系的战略意义首先体现在它对国家的重大影响上。对外关系内容丰富。对外行为体对国家的影响,源于对权力资源的掌握。权力资源是一个行为者用来影响其它行为者的态度或行为的事物。权力资源与人们的利益需要密切相关，只有能影响他国民众的利益需要,才能拥有支配和左右他国行为的权力；而具体实施的手段是多样的，甚至是组合式的。

　　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状况将直接反作用于其国家大战略的制定和各相关管控平台的运作目标导向。

　　2、它山之石--美国对欧日的政治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向巅峰状态攀登，但其全球战略和安全利益却受到苏联阵营的威胁。为此，在欧洲和亚洲，美国分别培植和扶持同盟力量，以借助它们阻止和遏制苏联扩张势力的蔓延。

　　在欧洲，杜鲁门政府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的战后重建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从而为防止苏俄势力向西部欧洲的扩张构筑了一道防线。

　　在亚洲，美国原本并不愿意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但由于看到苏联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存在，美国便开始大力援助日本重建，包括提供大笔资金，为日本初级工业品开放市场，以及放弃战争索赔要求，等等。

　　西欧和日本后来的复兴与崛起，是美国援助他国进行战后重建的最成功范例，更是美国最终赢得冷战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战略部署。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美国模式里复苏起来的西欧和日本，反过来却在经济上对美国本身构成了严峻挑战。在上世纪结束之前，美国在全球贸易中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它自己精心扶持起来的这两大经济体。

　　不仅如此，在80年代，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出手阔绰，动辄就将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象征纳入自己的名下，包括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还有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加州珮布尔海滩度假胜地。此时，日本人一扫战败国的心理阴云，而美国这个老大哥却尝到了矮人一截的滋味。

　　（二）对内政治体制建设

　　国家机构是统治阶级为行使国家权力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家机关的总和。它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和执行者，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国家机关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

　　（三）政治管控运作及完善

　　政治管控是国家、政党和政治集团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和主要力量的总体部署，政治管控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它是各种政治因素在全局性关系中彼此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宏观统治行为。

　　政治管控既要在空间意义上从全局出发，也要在时间意义上从长远出发，它为了落实国家的政治战略和实现长远利。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三国诸葛亮的“隆中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成功的政治管控典范。当然，科学正确的战略制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求政治统治者既要立足于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把握时代的特征和本国的实际国情，又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既要依靠完善的科学决策机制，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遵循严格的程序，又要和个人丰富的经验、高度的敏锐性与判断力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管控方式，确保政治统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