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是什么？

　　RAM是random－access－memory的简写，意思是随机存取内存。这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型电脑存储器。这种零件能记录任何方式进入的信息（这就是“随机”）。现在的电脑内部都有RAM零件用于储存数据——并不是永久储存，只是在使用电脑时用于储存数据。关闭电脑，RAM存储的内容也会随之消失。正因如此，我们都必须把程序存储于磁盘。

　　有天我妈妈打电话给《半岛时报》（PeninsulaTimes），透露给他们“奶油苏打电脑”的信息。随后一位记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还拍了些电脑的照片。但就在结束时，他意外踩中了电源，中止了电脑的运行。“奶油苏打”冒烟了！但文章还是顺利发表，报道很酷。

　　但是，你们知道吗？在我内心深处，认为这台电脑的出台对我并非大事，因为它不能做任何有用的事。它不能玩游戏，不能解答数学问题，存储量也太小。唯一的意义就是，我终于、终于能做出一台电脑了，它是我的第一台电脑。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座非凡的里程碑。

　　5年后，有公司做出并销售这种电脑——相同大小的内存、笨拙的仪器盘和开关。

　　那时候，“奶油苏打电脑”对我而言是追求的终点，但我却太早到达。

　　另外，“奶油苏打电脑”也让我遇到了斯蒂夫·乔布斯。我比他高了4个年级，所以我们并不认识，他与比尔·费尔南德斯年纪相仿。有天比尔告诉我：“嗨，你应该见见斯蒂夫。他和你一样喜欢恶作剧，也有创造电子产品的理想。”

　　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白天，比尔邀请斯蒂夫到他家。我们坐在比尔家的人行道前，相谈甚久，但不过是分享一些彼此的故事——大多关于自己所做的恶作剧以及做过的电子设计。我感觉我们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更特别的是，我觉得向人解释自己的设计很难，但斯蒂夫却驾轻就熟，我很喜欢他。他瘦而结实，又精力充沛。

　　然后，斯蒂夫到车库参观了电脑并聆听我们的描述（这当然在电脑停止工作之前）。我们根据草图就制造了一台电脑，并证明电脑可以或是将要可以，小到足以放置在小房间里。

　　我与斯蒂夫马上就亲密无间，尽管他还上高中，又住在很远的洛斯阿图斯市，而我却住在阳光谷。比尔是对的——我们两位斯蒂夫的确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谈论电子学、喜欢的音乐、分享彼此的恶作剧故事，甚至一起做过一些恶作剧。

　　遇上斯蒂夫·乔布斯后，我仍与一位高中时的朋友来往密切，他就是亚伦·波美。

　　第一次遇到亚伦是在高中后期，他那时是位瘦得皮包骨的书呆子。我们都是尖子生，不仅是班上的，且是全校的。我们总被老师选去参加数学竞赛，或是演讲等等，所以我们相互认识。更多时候，其他孩子都远离我们，视我们为怪人。而亚伦甚至更为瘦小，更被拒之门外。他甚至更加书呆子化。

　　后来，他推崇嬉皮士作风以及洛杉矶风格的音乐，比如“感恩而死”乐队和“杰费逊飞艇”乐队。但他只是有了自己的风格，仍然难以融入大众。

　　自高中起，我就喜欢拜访亚伦一家。他们是犹太人，还曾有亲戚在集中营中罹难，对我来说这是骇人听闻的事。亚伦的父亲爱尔默是位幽默的工程师，他出奇的风趣，对民权事业甚是积极。他的母亲夏洛特也是如此。我总认为亚伦的父母与我是同一类人，风趣而又不拘小节。

　　所以，就如我所说，我也与亚伦一起，就在斯蒂夫·乔布斯告诉我他的主意的时候，那时他还是家园高中的三年级学生。他毕业前想让一张巨大床单上弹出一块标牌——你一定知道伸出中指的姿势。他希望那标牌能说：“祝福你。”我们把它叫做“巴西祝福”牌。

　　我们就这样开始工作。我有一张大床单，它是扎染的，因为那时亚伦和他的兄弟们总是喜欢扎染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把它铺于在亚伦的后院。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水粉画出一只手。亚伦的妈妈甚至帮我们画，她教我们怎样画出阴影让它更为逼真，而不显得卡通。我还记得，她大概已觉察出那只手的姿势，但她只是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说：“我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她并没有阻止我们。我想她并不知道具体的计划。

　　在床单上，我们签上“SWABJOB”。其中S和W代表斯蒂夫·沃兹，A和B代表亚伦·波美，JOB则表示斯蒂夫·乔布斯。做好一切后，我们就把床单卷好。那天深夜，我们爬上C楼的顶层，决定在那里展示它。我们计划将它连于40磅的鱼线上，当家园高中毕业生经过时，我们就把它展开。

　　在练习时我们发现，很难让床单漂亮地从楼顶展开。让床单展开并非易事，还会附带一些垃圾落下，而且它展开时总是怪模怪样。

　　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们决定使用滑轮，即1个轴加2个轮子。这一方法可让床单慢慢展开。轴大约8英寸宽，但总有一个轮子会在轨道上停滞不前，怎么也弄不好。

　　第四个晚上，只有我和亚伦一起做。斯蒂夫没有耐心坚持一整夜。那时我们又有新主意：不再用轴，只保留轮子。我们偷偷将它们连在大楼上，比床单还高，再连上钓鱼线和滑轮。然后，我们开始测试。我们从楼顶放下钓鱼线，看着小滑轮顺着下滑，直到拉开床单，左边和右边同时展开，它运作得完美无缺。

　　那晚我们差点被抓住。我们本想再试一次，但门卫却过来巡逻。我们藏身于楼顶，尽量趴下。门卫用手电筒四处搜寻，最后灯光停留在我的手上。但是，在他叫人来之前，我们疯狂地逃走了。

　　几天后的毕业日，斯蒂夫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早晨有人——很可能是名学生——剪断了鱼线，标语被拉了下来。所以斯蒂夫惹上麻烦了——我想是“SWABJOB”透露了这一信息。而我们再也无法把恶作剧进行下去。

　　之后我曾多次反思，最后得出结论：尽管我们的“巴西祝福”标语没有成功，但它并不代表失败。有些事物值得尝试，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

　　从恶作剧中我学到团队合作、耐性和勤奋。同时，我还有个教训，就是不要四处宣扬自己的恶作剧。因为，斯蒂夫曾向另一些学生炫耀我们的恶作剧，而一年后有个学生告诉我正是那个学生剪掉了鱼线。

　　我和斯蒂夫开始欣赏鲍勃·迪伦的抒情音乐，想要判断出迪伦和甲壳虫乐队谁更优秀。我们都欣赏迪伦，因为他的歌都关注生命、生活和价值观，以及真正重要的事情。但甲壳虫大多时候都歌唱欢乐——众所周知的，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跟你在一起、很高兴与你相爱，诸如此类。它们都很简单，甚至包括《橡胶灵魂》这张专辑之后的歌。甲壳虫乐队不像迪伦一样直击你的灵魂和情感，他们更像是流行音乐，而迪伦的歌却触击到人类的道德线。它们会引发你思考世界上的是非黑白，以及生活与生存的状态。

　　至少，第一次听到时，我们就觉得永不会忘记。而这也成为我和斯蒂夫之间的桥梁，永远将我们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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