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时，从电影《五角大楼文件》（ThePentagonPapers）里，我了解到越战的真相，思想也发生了彻底转变，并因此与父亲有些不快的争论。

　　那时，父亲沉迷于酒精，并不是最有力的争辩者。但我的新发现将更有力地取代先前的想法。我开始崇尚和平，并逐渐意识到政府不惜一切手段博取人们的信任。

　　《五角大楼文件》揭露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人员所知道的真相，总统巧言令色，欺骗了美国人民。他颠倒黑白，诱骗人民支持战争。例如，其中指出“东京湾事件”纯属政府虚构，以及为何每次官方公布越共死亡人数都为我军的10倍，事实上他们无法计算。大多美国人却相信政府的一派胡言，《五角大楼文件》则揭示出这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

　　接受这一真相是我此生中最困难的事之一。我在一个倡导民主的国家长大，难以相信在这样的民主下会充满着谎言。美国政府为何与人民为敌，蓄意欺骗我们？欺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我认为，最坏的并非越战本身，而是它带给人们痛苦和压力。因为我已是成年人，有我自己的道德观——深刻关注人民的生活疾苦。我开始寻找生活真谛——如今我仍在这样做——我行事做人只为自己和他人拥有一个快乐人生。

　　即使高中的我并不理解真相的意义，但如果有人更真实地告诉我，我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五角大楼文件》对我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指出了我们这片土地的主要规则：即使总统都会受制于军事工业。之后，我决定不再投票，因为那并不重要。我觉得无论谁当选，我的生活都一成不变，我甚至不愿靠近投票站。

　　东京湾事件

　　不是每个人读到此处都会回忆起“东京湾事件”，但它的存在改变了我对越战的看法。

　　1964年美方声称，美军两艘战舰（分别为“马杜克斯号”和“杜恩勒号”）于8月遭致北越战舰袭击，这就是“东京湾事件”。之后的调查显示大多袭击都属虚构。

　　根据《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各方报道，大多袭击皆为林肯·B·约翰逊政府的捏造。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袭击了北越的石油加工厂，但这是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实行的计划，只为把美国卷入此次冲突。

　　但我还是投过几次选票。其中一次投给了乔治·麦戈文，他许诺尽力停止战争。我还投过吉米·卡特，因为他的演讲所表现出的哲学观点与我一致。我们都相信，战争不是首选的解决方法，而是最坏的打算。

　　2000年时我投票给乔治·W·布什，因为我希望一位平常无奇的人主宰白宫，而不是一位英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许有人因此唏嘘，其实这不过是我的玩笑，事实上我将选票投给了拉尔夫·纳德。但自从所谓的权威人士们说选拉尔夫意味着投票给布什，我就告诉人们自己把选票投给了布什，这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严肃地说，我仍觉得这个时代带给我极大痛苦。从小到大，父亲给我灌输的是，即使有些不足之处，我们的政府仍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政府。这正中政府下怀，让人民变得更易管理。

　　越战期间，自然也有义务服役法，年满18岁则需服役。若为在校大学生，可以缓征，条件是拿到2S证，否则就必须立即服役。如果拿到的是1A证，也就是随时待命，那就会被军方送入新兵训练营。之后的一年内，政府还会进行选拔，有人也可能被免于服役。所以并非每个拿到1A的人都会马上服役。

　　为拿到2S证，我向圣·荷塞征兵局呈交了一份报告卡，但不是政府要求的标准格式，交上去的只是我自己的报告卡而已。

　　几个月后，我接到大大延误的通知：圣·荷塞征兵局以5比3的投票结果发给我1A证。什么？我可是在校大学生！

　　我开始犹豫自己是进监狱还是逃往加拿大，更有可能的是尽力让法官解除服役，不用前往越南。事实上，圣·荷塞的一位帕克罕（Peckham）法官已释放了好几个拒绝服役者，即使他们并非教会成员。

　　被释放的人中有一位曾是我们高中的数学高材生亚伦·斯坦。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会受到同等礼遇。

　　无论如何，既然拿了1A证，我就休学一年，用于设计电脑和赚取第三年的学费，而且购买了一辆车。

　　后来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美国国会决定抽签征兵，那意味着我们有1A证的人都清楚自己有前往战场的可能性。这其实没有多大随机性。以此方式，你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几率——我认为这太精彩。它几乎是在帮我计划人生。

　　抽签征兵通过个人的生日来决定参军的顺序。他们会为每个人的生日指定一个号码，从1号到366号。所以，1月1日可能会是66号，1月2日可能是12号，这完全随机。

　　他们宣布结果的前一周，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感觉自己冥冥中受到保护，定会在此次抽签中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字。我有着超强的第六感，难以解释。我并不迷信，只相信事实、真相和得以证明的事物。但那时我心中却如此肯定这一结果。我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因自己的预感而喜笑颜开、情不自禁。

　　后来我从报上得知自己的号码是325。好数字！它表明我不用从军。不过这事略显灵异，因为抽得好号码竟在意料之中。仿佛一开始我就知道结果似的，我的预感如此之强。

　　但其后不幸却突如其来。

　　得知抽签结果的1周后，我收到来自圣·荷塞征兵局的信，仅有一句话：准予我为缓征应召学生。

　　在我需要时，他们却让我等上几个月，以5比3的投票决定不给予我学生的缓征证，而在此时又告诉我通过，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是这意味着1年后他们会第二次给我1A证。

　　我拿着那封信，头晕目眩。他们以我的生活为游戏——龌龊的游戏。即使知道我已抽到极好的1A数字，他们却以我的申请书格式不对为借口而延迟准许我缓征。

　　从那一刻起，我就看清了美国政府，他们以公民为敌，把这一切当作游戏，这与我想象中的政府完全相反，你无法相信他们是在为民服务。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去征兵局，要求保留我的1A证。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号码，应该保留它。幸运的是，他们同意了。

　　对政府行为，我所感受的震惊和恶心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将我们的人生玩弄于掌股之间，并非如父亲所说，他们关心民众疾苦。我曾以为政府庇护我们，但适得其反。那之后，我只相信政府只为自身服务，并为此不惜一切手段。他们不会明理行事，以最糟的方式玩弄了我的人生。

　　从那时起，我也与父亲完全不和。我再也不相信当权机构。这真是糟糕，因为自从我创建苹果以来，我遇到很多善良的政府人员。但这一想法仍盘踞我的心底，我甚至不能相信任何我阅读的东西。

　　在父亲教育下形成的道德观，到看清越战的真相时，已彻底改变，而且是180度的转变。我变得容易怀疑，不再盲目相信，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我对各种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再也不能重拾回来。

　　我发誓，我会以生命来保护年轻一代再也不会经历越战这样的噩梦。

　　也许从我早期的照片，你们会认为我像一名嬉皮士。我想我的确有那么一点，但我告诉你，我从不是一位真正的嬉皮士。

　　我尝试成为嬉皮士，但却做不到。不要说高中，就是在大学，当所有反对者开始游行，我也无法加入。我曾尽力融入嬉皮士中，总想靠近他们，但他们总叫我离开，因为我不吸毒。但我仍想融入那个团体，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和他们一样开放。我理解他们的观点，也希望他们对我敞开胸怀，但毒品却将我拒之门外。只因不愿一起吸毒，我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与我的信念相符。20世纪60年代一切有关嬉皮士的运动和信念——自由性爱运动，将鲜花插上枪支等等，我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我有着深切共鸣。正如嬉皮士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到达理想的彼岸。我相信，没有组织、法律、机构和政治的社会是存在的。

　　人们愿意一起生活，并与人为善。我真的相信这些，我被嬉皮士思想和这类哲学深深影响。

　　带上印度头巾，留着长发，蓄上蔓延到脖子的山羊胡，在我看来就像耶酥基督。但脖子以下，我还是着装正常，不过是一位年轻工程师，宽松长裤，带领衬衫。我从不会穿嬉皮士的怪诞服装，我仍保持中庸，保留我自小以来的风格。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仍是中规中矩。嬉皮士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远非衣服和发型那么肤浅，我没体验过这样的生活。我也没选择在奇怪的地方生活，挂一些怪模怪样的窗帘，而且身无分文。我没有吸毒，也不会这样做。

　　那一时代，不吸毒不喝酒让我与众不同。尤其DeAnza二年级之后，多年以来，人们都习惯说：“噢，迷幻药给我们更广阔的思维。”我记得有位叫约翰的小伙子，曾宣称他在用药状态下每科拿到A。

　　但我想：毒品有益思考吗？嗑药后更为聪明，那是加上药物带来的结果，对吗？那就不是你自己的聪明。而我真真正正希望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向成功。我很聪明，全凭自己就可成功。我从不希望借助其他事物而达到目的。我希望别人只通过我本身来断定我的能力。因此，对毒品，我从不想涉足。

　　关于饮酒，1980年前，即30岁前我从未醉过。第一次喝醉是在美国飞往斯里兰卡的飞机上。我想以喝酒来消除自己极度的不安。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允许乘客醉着下机。总之我竭尽全力自己走下飞机，最终还给海关讲了个极糟糕的笑话：

　　一位从未见过大象的女士在自己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逃跑的大象。她大声尖叫，然后报警。“我的花园里有只巨型动物！”她说，“它可以用尾巴卷起蔬菜！你更难以相信它把蔬菜放进了哪里！”

　　我不记得他有没有笑，我想没有。这不是我通常讲的那种笑话，有点像冷笑话。

　　无论如何，我不喜欢酒精。它让人们行为狂躁而失态。就像我父亲，他曾经习惯饮用马提尼。我一直都注意到，他喝醉时如何思维异常。特别是我逐渐长大、他慢慢变老的过程中，他喝醉了还会对妈妈大喊大叫，那种行为真是过分，这可与他清醒时大相径庭。

　　所以，我不曾喝酒和嗑药，正如我先前所说，这也让我和那些想交往的嬉皮士朋友分道扬镳，尽管我们在其他观点上思想一致。在DeAnza的第二年，我驾驶自己的第一辆车前往圣克鲁兹。那时四处皆是搭便车的旅行者。我驾驶的是辆紫色可折篷的车。我将其命名为哈勃斯（Hubbs），这名字来源于我的一位古怪的化学教授。但这并非趣闻，因为车和教授都并非真的那般古怪。

　　不管怎样，我停车带上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嬉皮士。我送他们到了圣克鲁兹，一起行走于木板路上。我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个年轻女孩坐在长椅上给孩子喂奶。喂奶！我以前都未见过这样的事。我只是快速移开了自己的视线，但已经印象深刻。我与她交谈，很快就爱上了她和她的小宝贝。从谈话中我得知她和孩子与一群人一起居住，就在阳光谷的一个社区，离我很近。之后，我本可以经常骑自行车去那里，在他们房子附近的公园阅读，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待上一段时间，一起聚餐，谈笑风生。他们或许可以带我去拜访那些有着东方哲学思想的老师，让我得到和平宁静的东方思想的熏陶。我听说过这些默想的原理，我也可以坐下让自己进入宁静的状态。

　　难过的是，这些嬉皮士们却不想与我共度光阴。只因我不嗑药，这让他们不太自在。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困难的社交时期。我曾在圣·荷塞上了些夜校。在自助餐馆里，一位漂亮女孩前来搭讪：“嗨。”我如此紧张，只知道问问她的专业。她回答：“科学论。”我从未听说过，但她让我相信这专业的确存在。

　　她邀请我参加科学论会议，我欣然前往。最后，我听到有人做了一份不容置信的陈述，关于人如何能从根本上更好控制自己，并且能从中获得乐趣。

　　会议之后，我与那个女孩在小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小时，她努力向我销售这些旨在“完善自身”的课程，我将不得不付钱给他们。

　　我对她说：“我已找到快乐，也知道快乐的密码。我不需要这样的课程。”我的意思是，我唯一缺的可能是位女朋友，但其他东西我都拥有了。我具有幽默感，对生活我也保持这样的态度，只有快乐会成为我的选择。我认为是否快乐，取决于自己，只是自己。

　　这些是我的价值观，从小到大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在我的心中，已有宁静之感。这一天，我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但大多时间里，我的确是快乐的。

　　当然，正因如此，她最终没有卖给我任何课程。事实上，她走出去就再没回来。当我对她推销的课程毫无兴趣，她就离开，让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坐了很久很久，等着她回来。最后我也离开了。我想：真可惜。她只关心她的销售，那就是她的一切。

　　到DeAnza后，我决定找份工作，开始真正编程。我希望在休学的一年里，自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去另一所大学，也许可以是伯克利分校。

　　但之后我却告诉父亲很想在某天拥有一台4千字节的通用数据公司的NOVA机。它只有千字节的容量，但却是那时最庞大和功能强大的电脑。我喜爱它的内部构造等等一切。我甚至将它的海报贴于我的房间。我听说阳光谷的某个地方正在销售这些通用数据电脑。于是我和朋友亚伦·波美一同开车前往。

　　那是间美丽的办公室，大厅正中央的玻璃柜里展示着那台大电脑。它并非房间大小的电脑，而只是中型。大小就如冰箱，与大型打印机和洗碗机大小的磁盘驱动器相连。操纵电脑的工程师身上还挂着一些电线。当时我想：哇，眼前真是一台通过设计而制造的电脑。能亲眼目睹它带给我很大震撼。

　　另一震撼是，我完全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叫做泰伦特的小公司。我和亚伦都申请了程序员的职位。知道后来怎样吗？我们成功了。

　　我们用FORTRAN语言编程，也用机器语言，它是接近电脑所能理解的最简单的语言（1或0）。那个夏天，我们的电脑知识更上一层楼。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电脑的构造。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当时大多数电脑的内部构造，尽管它们最后的成果也很好——电脑能运转，而且低成本高效率。我是说相对它的价值而言的低成本。要知道一台电脑的成本超过10万美元，而且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这让我记忆犹新。它还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操作系统和多种编程语言。

　　当然，那时泰伦特的电脑可与我们现在的电脑有着天壤之别。它没有屏幕以供演示，也没有键盘用于输入。你可从它前面的板上看到些灯光闪烁。同时，它通过穿孔卡来接收信息。但在那时，这种电脑真是酷极了。

　　泰伦特公司接下来的夏季将开始销售电脑，而此时战事未完，我也决定休学一年，但在泰伦特公司的时光让我倍感幸运。

　　我还记得，就在那个夏天，我向泰伦特的总裁讲述自己那么多年在纸上反复设计现有的电脑型号，但却从没有建造过一台，只因缺乏零件。

　　曾有一次，一位老朋友帮我打电话给器材公司，但他却也不能让对方提供免费零件。我问了问泰伦特的总裁，他回答说：“当然，我可以提供给你。”我想他有办法得到样品零件，而那正是我需要的。

　　我准备制造一种现有的微型电脑，为了避免总裁给我成堆零件，我决定只用少量零件做一个更小的电脑。

　　我准备只用20个零件——在那个时候，一台电脑通常需要上百个零件，与之相比，这真是九牛一毛。

　　我还有位朋友，他叫做比尔·费尔南德斯，也住在我们的街区。我常去他家，我们共同制造出由我设计的小电脑，当然最先也是在纸上完成的。他帮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焊接。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在他的车库工作，然后骑车到阳光谷安全街（SunnyvaleSafeway），买克雷蒙特奶油苏打，然后回来一边享用一边制造我们的机器。我们“奶油苏打电脑”的提法也来源于此。所有“奶油苏打电脑”都是极小的电路板，你能轻松将其插入连接器，并把零件焊上。电路板极为袖珍，不会超过4～6英寸。

　　不过，与那时电脑相同，我们做的电脑也没有屏幕或是键盘。没有人想到过。相反，你只能将编写的程序打入穿孔卡，放进去，然后你通过仪表盘灯光的闪烁来得到答案。例如，你可以编写程序，让电脑每隔3秒就发出“哔哔”的声音。如果它照做，你就知道它工作正常。

　　因为我不想向总裁索取太多免费样品，所以我的设计只使用少量零件。因此，我是以零件数量的最低限度在制造一台电脑。也就是说，它能做的就是运行程序，给你答案。

　　它另一重要功能就是具有256字节的随机存取内存（RAM）。（约为我们现在用Word文档存下这一句话的大小。）

　　现今很少有人知道RAM零件。那时，几乎所有电脑都有种存储器，叫做“磁芯存储器”。当你使用它们时，你不得不对付混乱的电压，得让电流通过电线，而电线则必须经过那些圆形小磁芯，它们看起来就像极小的油炸圈饼，甚至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这当然不是我心目中的电子学。对于这些RAM零件，只须把它们插入并连于CPU，即电脑的大脑。然后再把它们与信息处理器相连。最后，正如你所见，我真是太幸运了，只用了8个零件就能增加到256字节。就如我所说，电脑内部空间已小得再也不能做其他改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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