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调至中央党校后，我参与组织、策划《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一书，该书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理论界称之为“2000年一道靓丽的政治风景线”。其后，我又策划、主编了《丰碑--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与辉煌》丛书，参与举办了“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首届学习型社会论坛”……

　　多年在理论圈和企业圈中的摸爬滚打，使我得以对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实践活动有了深刻的体悟。在与众多企业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谈话、互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于企业管理的困惑，同时我也感受到，一些基层领导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史的真义，他们在进行政府管理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西方管理思想莫衷一是。

　　有一次，在与一个朋友的聊天中，谈到了中国几个代表性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误区。我们谈到了TCL、海尔、长虹，谈到了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的区别。我突然发现，我们竟忽略了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最大的组织标杆，而它实际上就在我们的身边！

　　记得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对于企业中的干部蜂拥学习MBA的评价：“MBA不就是学案例吗？娃哈哈就是中国饮料业最大的一个MBA案例，你不先仔细研究一下自己的企业，去学习国外的案例，不是舍本逐末么？”

　　妙哉斯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党组织，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纲领、路线、方针，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不正是管理学意义上的最大、最成功的一个MBA案例吗？

　　于是我便从管理学的视角，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管理体系的深入探讨。越探讨越感到心惊，一方面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它对于管理的理解与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西方管理大家的理解不谋而合，而且还有许多更高明的地方。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中国企业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实际上都走进了一种误区。比如，对于纲领的理解，中国共产党认为纲领是组织的本源问题，纲领与愿景解决的是“组织所要到达的地方”，而使命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要解决的任务。价值观则是在到达过程中的指导行动的信念。很多企业把愿景、纲领、使命、价值观混为一谈，表明他们在对组织的根本性认识上，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即使是像海尔、TCL这样的企业，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红色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我深深地感觉到，到了为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体系做科学总结的时候了。正如本书自序中所言，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仅是要引领这次伟大的民族复兴，还要管理这个伟大的实践活动，而要管理这个实践活动，则要有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纲领。红色管理理论，即是基于此的一点尝试和探索。

　　让我倍感庆幸的是：在红色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得到部分老首长、老同志、老红军及相关领导的关注和指导，这使我倍感压力在肩。特别是党史专家郭德宏、彭明、石仲泉、邵维正等同志在党史方面的严格把关，以及《财经界管理学家》杂志社执行主编刘辉同志的大力支持，均为本书添色不少。本书还得到该杂志社顾问、特邀主编房维中、厉以宁、刘鸿儒、袁宝华、吴敬琏、乌家培、汪应洛、易钢、魏杰、宋国青、樊纲、朱民、刘伟、郑新立、钟朋荣、石小敏、盛洪、张曙光、姜奇平、温铁军、徐宏源、李扬、陈诗伟、林义相、杨无行、王国刚、徐滇庆、余永定、梁定邦、洪崎、胡小明、陈劲、冯耕中、王建国、甄登峰、李孟刚、王玉荣、叶翔、郭桂林、王长胜、李凯、王延平、席酉民、李怀祖、樊登等知名专家的关注与支持。同时还得到海外华人程万琪、港澳台同胞霍英东、曾宪梓、马万琪、洪慈禧等的关心和支持。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及同事的支持，他们是：孙晓华、房欣、李小怀、耿志远、张江、杨再平、向东、栗国锦、郭克莎、钟国兴、于晓明、安丽萍、张霖、程永生、曾凡宝、单勇、陈国富、蒋斌、江海燕、李恒瑞、李子彪、梁桂全、田丰、刘小敏、张小杰、颜泽贤、冯胜平、荣滕娟、袁莉、冯渝棋、吴凤章、王国宾、明文军、曾若虹、徐志刚、贺燕云、张全明、王小伟、邵玉凤、黄道伟、汤世得、陆项和、白志繁、傅昌波、诸葛平文、陈安信、方伟、李诗锦、李福桥、赵秋萍、杨战会、赵军、佟光临、马瑞东、王伯昌、何耀良、王世龙、贺岁华、郭永新、周建莉、郭素娥、向丽燕、王君、杨江、杨彪武、陈忠亮、张廷伟、张弛、周文、罗国宾、李希文、袁健等，值图书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得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