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晓波，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企业史研究者，蓝狮子财经丛书发起人和操作者，著作有《大败局》等多本。

　　一

　　梳理近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竟没有发现几个快乐的人。这令人始而好奇，继而怅然。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知名的企业家是周冠五，1979年，国务院确定了八家国有企业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由此拉开国企改革的序幕，首钢名列试点企业之首，当年已近60岁的周冠五被推到镁光灯下。在试点开始后的三、四年里，以承包放权为主题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周冠五因而成为一名十分耀眼的改革人物，然而，用他后来的话说，首钢的改革过程，就是不断地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1986年，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再上升，终于到了企业拒不执行、财政局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资金的地步，周冠五愤而给邓小平写信，才让事态缓和了下来。但是，首钢与北京市及国家各部委之间的矛盾台面化，为他日后的黯然下台就此埋下祸根。1995年，周冠五受其子周北方案牵连，黯然下台。周冠五是不快乐的。

　　在民营企业家中，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是第一号典型，1983年，步鑫生的改革受中央领导激赏，举国所有省市党报同一日在头版刊发他的长篇事迹报道，成为风头一时无二的“夏伯阳式”的改革英雄，此后二十年间，再无企业家受到过如此“待遇”。步鑫生的工厂日日参观人流不断，他的头脑也日渐发热，在地方政府的耸动下，他贸然上了一条西装生产线，却无法打开销路，几年后，工厂就陷入困境，步鑫生几经挣扎，终于被迫离职。他后来境遇坎坷，一度看病无钱要人接济。步鑫生是不快乐的。

　　在整个80年代，改革人物辈出，却大多显赫于先而黯然于后，试图跨地区组建造纸集团的马胜利如是，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的张兴让如是，第一个在中关村开办科技公司的陈春先如是，因雇工问题而备受关注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如是。连当年以开风气之先的勇气领导特区经济的袁庚、任仲夷、项南等官员也莫不如是。

　　二

　　进入90年代，一群起身于草莽的企业家集体亮相，他们或白手起家，或把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妙手回春。这是一个性格鲜明、极富创新精神的群体，他们有的极富想像力，如南德的牟其中用罐头换飞机，成为首个“中国首富”，有的是营销上的天才，如三株的吴氏父子，三年打造一个保健品帝国，如娃哈哈的宗庆后，在城镇和农村市场把跨国品牌打得满地找牙，有的精于管理，如海尔的张瑞敏，把一家小工厂做成多元化的家电大公司，有的则善于捕抓机遇，如联想的柳传志，由代理销售起家，竟成就一个庞大的计算机公司，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来描写这些企业家，他们是勇敢的，是睿智的，是愤怒的，是豪放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是快乐的。

　　张瑞敏曾用八个字描写自己的生存之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既展现出他在经营战略上的谨慎之态，却也正是他内心的某种真实折射。若干年前，广东乐百氏集团的创始人何伯权曾对记者自嘲说，“企业家过的是一种非人的生活”，其所谓“非人”，有工作紧张、无生活乐趣的意思，却也颇有无以言表的难言之隐。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名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荣退”的案例，无论是长虹的倪润峰、三九的赵新先、科龙的潘宁还是红塔的储时健等等，其命运轨迹竟大多是“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2004年12月31日，台湾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宣布正式退休，台北为此组织了一场600人参加的“退休感恩晚会”，这一新闻在国内企业界溅起无限感慨，“江湖谁人能荣退”，中国公司三十载，成就多少英雄豪杰，但一句老话“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却宿命般地如影随形在企业家们的身后，每每如期应验，次次令人唏嘘。

　　三

　　于是，我们开始被这样的问题缠绕：

　　一个焦虑躁动的、愤愤不平的、惴惴不安的企业家群体能够打造了一个繁荣而向上的商业时代吗？

　　中国企业家的不快乐，是与生俱来的吗？是东方式的吗？或者说，是什么让这些中国改革的最大获益群体快乐不起来？

　　这似乎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庞杂的问题，它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商业本质。如果要稍做解读，涉及下述三个方面：

　　市场法制化程度的低下，造成企业家创业的灰色特征。十余年前，我去浙江温州调研，彼时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后来下海经商的陈定模曾冲口对我说：“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言辞或有偏颇，却直射出中国变革的某些特质，那就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使得那些先驱者和试验者被迫游走在法制的灰色地带，最终成为他们身后无法摆脱的“原罪”。试想，一群时刻会遭遇质疑的群体，如何快乐得起来？

　　政府的“无限参与”导致市场竞争的失衡和不充分。政府部门在资源、政策上的强势表现以及亲自下场竞争，是最具特色的中国国情，过去二十多年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在被垄断情形下次第开放的，在这过程中，国有资本既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又是市场的竞争者，这直接造成市场环境的浑浊。与此同时，产权清晰化改革的一直在非常不确定的氛围中曲折地进行，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寻租中寻找成长的缝隙，而那些在完全竞争环境中拼杀出来的国有企业当家人则为了自身及其经营团队的利益被迫“曲线自赎”，这中间的种种微妙博弈，构成了当今中国商业最生动而暧昧的风景。当寻租成为一种本能和成长的必要手段时，经营者的心态就可能被扭曲，快乐自然成为一个不现实的奢侈。

　　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和积累的不均衡，造成普遍的“仇富心态”。改革的成果以多么丰富多彩的方式渐渐地聚集到了少数人的手中，这是现在及未来的人们都十分好奇、却还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的真相，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家群体既是商业进步的创造者、旧体制的破坏者，也是财富积累的主要分享者之一，于是乎，在一个人人渴望致富、却又对先富者充满莫名仇视的社会中，他们最容易成为遭到攻击和质疑的一群。在此种氛围中，快乐从何而来？

　　上述的推理将直接演绎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企业家的“快乐缺失”，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果中国企业变革的现有逻辑及价值观不被检讨，“快乐英雄”仍然会寻之而不可得。事实上，唯有随着法制化程度的提升、行业竞争的充分性以及全社会财富分配的均衡，企业家的“快乐指数”才可能逐渐提升。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当今的某些行业，如互联网产业中，由于市场的充分公开及全球化特征，使得中国企业的成长与财富的积累较为透明，公众对这一领域的致富者较少仇视，那些IT英雄的笑容也较为由衷和自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快乐与忧伤，不过正如两千三百年前柏拉图在爱琴海畔说过的：“让全民快乐是一切制度的根本。”此话由远而近，让人回味再三。快乐无觅，英雄何趣。一部中国企业史，我们最终期待的，无非是一张彻底灿烂、发自内心的快乐笑容。

　　（本文发表于2006年3月《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