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环境责任

　　我们的环境责任首先体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酶是蛋白质，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各种酶制剂产品在执行完工艺任务后，进入大自然中，会自然降解而不留任何痕迹，因而也就不会对自然界造成任何危害。酶是生物催化剂，可代替许多化学品，从而减少了工业过程中使用化学品而造成的对环境的危害。由淀粉制葡萄糖，现代工艺采用酶法代替酸法，从而减少了酸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设备的腐蚀并提高了产品纯度。把酶用在皮革工业的生产中，既减少了碱液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了产量和质量。同样在纺织和印染工业中、在牛仔布的制造、造纸等许多工业中，酶制剂具有相同的作用，同时还会节省资源和能源。这就是现代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音，酶制剂与环境和自然友好相处。我们的新业务——微生物制剂更是直接用来消除污染、改善环境和促进动植物生长的环保产品。这些产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人类需求的发展方向，诺维信是这个领域的最大的供应商，我们因此而自豪，我们的环境责任在我们的产品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然而，我们环境责任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即我们自身的环境控制。我们的环境责任感可以用诺和诺德与诺维信分立之前的一个小例子去说明。引进外资或中外合资对于中国方面最为迫切的莫过于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家渴望借此来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但是诺和诺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货柜是来自丹麦工厂的发酵残渣和废水，这令很多人感到大惑不解，甚至产生了误会。这是诺和诺德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注册后的第一件必须立即办理的紧要事情，我们必须在企业投产前使我们的生产残渣和废水得到有效处理。保护好中国的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进入而给中国的环境造成任何危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面前摆着大量需要立即着手的工作，并一定要在投产前完成。我们要验证我们的污水对天津的农作物是否有危害，怎样才能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在丹麦，这些污水被用来喷灌牧草，可天津并无牧草种植。发酵下来的有机残渣可用来做有机肥料，但是天津的土地是盐碱地，天津的作物种类与丹麦相比也有许多不同，丹麦的方法是否可行，还是需要做新的调整，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验，都需要时间。在这期间，需要进行室内盆栽实验、室外大田实验、旱作作物、水田、果树、蔬菜等一系列实验研究。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经验的研究机构合作。我们对此的重视一点也不比建设工程差，在环境问题上是我们动真格的，决不是虚晃一枪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为什么诺和诺德到中国的第一个货柜是残渣和污水，而不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没有牢固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是不可能有上述行为的。

　　前面我已经讲了，在北京的总部一建成，在管理上，我们就实行了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等措施。我们将我们的总部建成集环境、生态、科技、传统、艺术于一身的建筑。与其不和谐的是，近来总部外面马路的地沟中常常散发出阵阵恶臭，十多年来，我坚持步行上班，但恶臭使我不得不绕道而行。是谁家排放的污水这样危害大家？我不由得向研究中心的员工问起我们实验室污水的排放情况，研究中心的员工告诉我，凡是有害的排放物，实验室都将其收集起来进行集中处理，没有任何排放。这令我感到欣慰。13年前，我向海淀高科技试验区的管理部门提交了研发中心环境控制申请报告，我清楚地记得，研发中心每年会产生几吨有害废弃物，我向管理部门许诺，我们会收集起来集中处理，我们的工厂在天津有自己的处理装置。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执行当初我们的许诺，这令我感慨不已。

　　在宏达，我们发现工厂在使用地下水，我们说服了中方投资者停止使用地下水，为此我们的合资企业增加了几百万的投资，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减少了盈利，但是为了环境，我们宁可牺牲我们的部分商业利益。在宏达的生产之初，对于发酵残渣，我们利用宏达集团的发电厂锅炉进行焚烧，继而，合资企业采用了适合中国南方的方法，将残渣制成有机肥料，从而变废为宝。

　　NZCB的污水，经过处理而变为中水，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用来灌溉草坪，我们将发酵残渣转化为“诺和”肥，免费赠送给当地的农民，既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又对天津的盐碱地土壤进行了改良。2006年，NZCB被评为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这是个难得的荣誉。我们的合资企业——苏州宏达制酶有限公司也被当地政府评为环保优秀企业。2002年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陪同朱镕基总理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会议，其间，谢局长向丹麦政府提出能否参观一个经济效益好、环境治理也好的企业。丹麦政府安排谢局长一行参观了位于世界著名的生态工业园——卡伦堡的诺维信工厂。告别时，谢局长对工厂负责人说：“你们的工厂不仅经济效益好，而且环境治理也好。我将让更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家来你们这里考察。”工厂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国有一个与这里一样的工厂，就在天津泰达，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次年，“非典”一过，谢局长就亲自到NZCB参观。自那以后，我看到了谢局长关于循环经济的很多讲话和文章，在中国，一场推行循环经济的热潮即将来到。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承担起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是诺维信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诺维信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4年秋，我应邀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中国500强新闻发布会。之前，当把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做比较时，人们发现国有企业在规模和能力上远不如跨国公司，于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成为缩小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差距的目标。此次会议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那就是不仅要做强做大，而且要做久。这是针对中国企业寿命太短而言，一些新兴的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七年。做久，就是企业要可持续发展，据此，可以判断出相当多的企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其未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在可持续发展的对话会上，我发现与就在隔壁召开的金融方面的对话会相比，与会者并不是很多，这说明对很多企业来说最紧迫的问题还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们还是要“火烧眉毛顾眼前”。针对我在对话会上的发言，会后，重庆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问我：“你们真是那样做的吗？”显然他并不太相信我们的做法。我回答说：“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只是时间太少，我不能说得很全面。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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