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责任

　　诺维信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我已介绍过，诺维信在中国许多大学中设立了诺维信生物技术奖学金，在天津，我们还资助了老年人大学。我们向天津蓟县的希望工程提供经济支持，向安徽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物资和书籍，我也讲过我们支持中国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生物学竞赛的故事。我们支持社区建设，赞助环境绿化，安森州老先生对我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会成为当地受尊敬的一员。”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在这种高尚的思想指导下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在我们的企业行为中几乎无处不在。在中国，我们推动乙醇汽油的使用，在开始阶段，有人认为我们是在干一件几乎无望的愚蠢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对用户负责和社会责任感是支撑我们完成这件事情的原动力之一。在云南，我们支持保护珍稀动物，在东北，我们支持鸟类的保护，在我们组织员工从金山岭长城到司马台的步行活动中，我们有些员工拾了一路的垃圾。

　　在1998年的那场洪水中，公司与员工同时向灾区提供捐助，公司鼓励员工捐款，安森州总裁说：“公司的捐款额一定是员工的10倍。”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安森州、费彼德和我都穿上了西服，系上了领带，负责公共关系的张京洪经理也穿着得体，我们来到了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总会很重视诺和诺德的捐赠，阎明复会长亲自接待并主持了一个小的仪式。有意思的是，当张京洪把阎明复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时，阎明复突然向京洪发问：“你说，你的英文是在哪学的？”我立即回答说：“她是牛津的博士。”“怪不得。”阎明复仿佛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我记起来，阎会长不仅曾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且还为毛泽东当过俄文翻译，是语言专家，难怪他有这么好的语感。

　　2003年的四五月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北京变得有些恐怖，我接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通知，海淀区在组织抗“非典”的捐助活动，在我向惟明作了报告之后，惟明毫不犹豫地表示，诺维信一定捐钱。尽管形势万分危急，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的社会责任。为了避免感染“非典”，北京电视台对惟明的采访是在室外的草坪上进行的。当晚北京电视台便在黄金时段播出了对丹麦诺维信公司的中国总裁蒋惟明博士的采访。公司采取了尽可能的防范措施，大家坚守工作岗位，在华外籍员工无一人因“非典”而离开中国。北京市的范伯苑副市长一行来公司慰问，我请在场的外籍员工都出席了，我们大家只能在天井里做些交谈。丹麦总部发出了限制员工去中国出差的通知，气氛太压抑了，我与办公室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说：“现在，全世界就属中国人的手最干净了。”大家哄堂大笑，我的确是想使大家放松一下。就在这时，我组织编写的《诺维信在中国》一书正式出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乐趣。

　　商业贿赂是一个社会毒瘤，一进入中国，公司便不可回避地面临如何对待商业贿赂问题，诺维信的态度非常明确，不允许，也不接受。我们明确规定，在销售活动中，不允许给回扣。公司制定了礼品的规格和金额，宴请的权限和审批制度。有几次，老外们小心翼翼地问我，他们打算给中国的利益相关者送点小礼物，以感谢他们的帮助，这样的规格是否会违反中国的法律。在我看来，实在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而他们却感到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两年前，我们全体员工又接受了反商业贿赂的培训，培训师来自香港，课上，培训师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商业贿赂的特征、易发生商业贿赂的环节、防范措施和案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修订了公司的规定，同时发给每个员工一本小册子：《贿赂？——对不起，我不要！》，这也是诺维信公司的商业操守原则。在进入中国的十多年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过贿赂事件，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我们以我们的洁身自好支持社会商业环境的治理。诺维信的态度是坚决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

　　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先进的管理理念介绍给中国的企业和相关组织。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接待了许多中国的单位来公司参观访问，我们认为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助人为乐，愿意为社会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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