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文）确实，就如我在上文中所说：当我将早年的寻呼业暴利，投资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航空游览公司时，我才体会到“管理”的价值和意义。

　　我从不否认自己曾经的“管理无知”，即使是在两个半寻呼台毛利高达千万元时，我依旧看不懂（不屑于）财务报表，甚至认为我的“土报表”，胜于规范的财务报表，并且在心里暗暗的骂到：开始于希腊的财务体系，实在是太西方化了，是否应该造一个“中国式的财务体系”？它依旧表达了我的这样观点：假如一张批文、一块土地本身就意味着滚滚利润时，“管理”只能靠边站，一边凉快去。

　　我的意思是：假如采用正规的财务管理体系，也许，它将暴露我的所谓“原罪”----千万别误解为我存在着违法乱纪的问题，事实上，我确实曾经算过一笔帐，假如完全按照现有的财务管理体系安排执行，大多数企业----我说得确实是“大多数企业”----将无法运行或导致亏损，一方面，中国企业无法入帐的灰色成本太多，导致了财务报表无法反映真实利润，另一方面，确实是中国目前税收体系不合理，完全纳税等同必然亏损（至少，纸上的计算结果，是必然亏损）。

　　一．谁是谁的“原罪”？

　　“原罪”，是当下流行的一个时髦词语，一般来说，它代表着学者们在单方面的斥责商业或企业，它隐含着这样的原始看法：没有道德的商业行为，注定是带有“原罪”的商业行为。

　　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怀疑甚至是质疑：究竟谁是谁的“原罪”？当早年朱融基总理为某会计学院题字“不做假帐”时，其实，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对企业的殷切期望，同时，也应该是看作是政府组织的检讨和反思。确实，越是懂得现代企业管理，反而是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是困惑。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和成就，都在中国（变相）失效了，波特的低成本战略演变为了恶劣的价格战，扁平化组织因为“授权/分权”阻碍而流产，当企业试图“流程再造”时，才发现；原本就没有流程，哪里来得“再造”？！

　　事实上，当我开始投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时，当时，就紧锁眉头、一脸困惑：修水渠、修水泥路、盖玻璃大棚……这是在给谁“示范”？是给农民做“示范”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我的标准水渠，都可以养观赏鱼了；那么，是自己示范给自己看吗？除非是我疯了！答案只有一个：是示范给少数政府官员看的。

　　曾经有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说：你象输液一样的种蔬菜柑橘，难道你的柑橘树，结出的果实是黄金？！似乎，这是政府设了一个陷阱、而我主动的往里跳，但是，实则不然，因为那是一块近郊的土地，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商业能力和人脉关系，将它改造成一个小型的开发区、甚至是摇身一变为房地产公司，假如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终止了我的“原罪”计划，我几乎就得逞了，事后，我特别感谢那个“偶然事件”，因为它是我的幸运，而许多不幸运的人则结局悲惨得多。

　　那么，究竟是政府的原罪哪、还是企业的原罪哪？似乎，是政府的原罪，导致了企业的原罪，于是，所谓的企业原罪，其实就是政府的原罪----假如你得出这样结论的话，那么，实在是太肤浅了，因为，这个结论的言外之意是：只要政府自己管好自己，企业的原罪也就消失了，事实上，在早期的民国时代，中国试图走入经济性的现代社会，但，结果却是诞生了四大家族资本，而“四大家族”带给社会和人民的“原罪伤害”，甚至比“官僚行政”有过之而无不及。

　　确实，它本来就是一个秩序混乱的大酱缸，你永远分不清谁是屎、谁是酱；确实，在一个混沌不清的江湖社会里，并没有“收益者”和“受害者”之分，它代表着经济学上的“零搏弈”----胜利者，是以消灭他人为代价，而本身并没有创造出增量财富和社会价值。确实，晚清时代的中国首富胡雪岩，堪称“官商勾结”的楷模和技巧的集大成者，当一脸笑眯眯的曾仕强老先生，将胡雪岩推崇为“中国式管理”的典范时，我只有一脸无奈的苦笑。

　　因此，所谓的“原罪”，既不是政府的原罪、也不是企业的原罪，而是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原罪！也就是说，它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我的意思是：它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承担的，用句流行语来说，它是社会进步必然付出的代价，也是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事实上，西方大国的崛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脱“建立现代社会秩序”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例外，最多，你只能期待它的时间短些、再短些。

　　确实，我们缺乏社会文明时代的“历史坐标”----日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据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左右，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届时，中国将告别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农业社会，正式步入一个工业化社会，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60年代的水平！显然，这个预言过于乐观了，因为，经济性的第一次现代化实现并不是很难，但是，观念的、意识的等等第一次现代化，则要艰难得多----我个人的感觉是：逐步消除传统小农意识、特权思想、谋略成功等等概念，至少需要付出三代人的艰苦努力，而且时间是从现在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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